之前看到很多童鞋就這篇文的背景對明清孰優(yōu)孰劣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我也忍不住回了很多評論，就把之前的回復整理一下，發(fā)幾個長評。這里是第二個，關于明代資本主義發(fā)展的問題。
明代的資本主義恐怕是個偽概念，傳統(tǒng)社會的構建方式決定了所謂“上層建筑”特別是孔教意識形態(tài)既與民主精神格格不入，又從來實行以政治權力決定經濟基礎的“政治經濟學”，不容許“見利忘義”“危害社會安定團結”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出現。這種制度設計，決定了社會只可能處在循環(huán)式凍結狀態(tài)。所謂“資本主義萌芽”只會出現在王朝末年，其實是“反�！睜顩r而非“常態(tài)”，與“太平盛世”不兼容。所謂“盛世”，就是官府對民間的控制力度基本達到了孔教的設計要求，此時只長社會主義的草，不長資本主義的苗，私有工商業(yè)根本就無法冒出頭來。到“末世”，朝廷的控制減弱了，民間工商業(yè)得以潛滋暗長�！皝y世”則朝廷控制基本失效，綱紀衰頹，全民進入大規(guī)�；ハ鄽⒙緺顟B(tài)，全國玉石俱焚。等到新朝建立，劫余的一點點 “資本主義尾巴”又被強大的朝廷無情割掉。于是“萌芽”就永遠只能萌而不發(fā)，野火燒不盡，春風吹不生，周而復始，幾百年來一次。
當然，早就有某“偉人”沿襲馬列“唯物史觀”，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中斷言，沒有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也能自發(fā)進入資本主義。為了給這毫無根據的豪斷找“論據”，御用史學家們抓住末世的“萌芽”作足文章，卻從來不敢正視“萌芽”總是在亂世被摧殘、在盛世被無情鏟除的事實。
這種官府主動“割資本主義尾巴”、自斷財路的現象，在中國歷史上一以貫之，似乎只有南宋是例外。不過那是外患逼出來的，所謂“事急從權”——為了茍安，不能不暫時放棄孔教的神圣原則。朝廷局處江南一隅，要與金國強大的武力抗衡，就只能靠財力——戰(zhàn)時需要籌措巨額戰(zhàn)費，和時需要籌措“歲貢”，靠原始農業(yè)弄不來幾個錢，只好去商業(yè)稅里打主意，因而不能不放縱容忍手工業(yè)與商業(yè)的發(fā)展。這結果便是朝廷的商業(yè)稅入居然高出了農業(yè)稅入，在中國歷史上堪稱獨一無二，使得南宋成了 “資本主義萌芽出現”最像煞有介事的例外時期。
朱元璋上臺后如我們在二十世紀中期看到的一樣，首先限制游民流動，規(guī)定百姓不得隨便遷移，實行小農主義，重農抑商，反對走資，徹底摧毀了南宋留下來的相當發(fā)達的工商業(yè)。他甚至在太平時期實行宵禁制度，城內的人不得出城，城外的人也不得進城，甚至還規(guī)定集市日期，在規(guī)定日期之外舉行集市就是犯罪。他非常小氣，給官吏的薪俸低到無法活命，于是就制造出了整整一個為活命不得不貪污的職業(yè)貪污犯階層。此外，他制定的《明律》還規(guī)定，官員得依據其等級，享受不同程度的徭役賦稅減免。到明朝中后葉，賦稅越來越重，自耕農因此破產，被迫把土地“投獻”給減免了徭役賦稅的豪門巨族，使得土地兼并越來越厲害，貧富懸殊日盛一日。可笑的是，直到亡國時，明朝皇帝卻連南宋放縱手工業(yè)與商業(yè)發(fā)展以收取商業(yè)稅的見識都沒有，堅持土里刨食的國策一萬年不變，硬是用“剿餉”、“遼餉”、“練餉”等無比沉重的田賦制造出大量無地游民，搞垮了自己。
這其間也有人試圖改革。首輔（相當于首相）張居正看到苛捐雜稅使得人民不堪負荷，于是便搞了所謂“一條鞭法”的改革，把所有稅收和徭役歸并為一項稅收，并規(guī)定以后不再增收別的稅。這改革開頭倒確實減輕了人民負擔，但“不再增稅”的諾言很快就被打破了。朝廷開始大量增收名目繁多的稅，以明神宗的“礦稅”最混賬。
明神宗（亦即萬歷皇帝）是個極度貪財的怪物，喜歡搜刮錢財到了病態(tài)的地步。他派出大量太監(jiān)到全國各地去“開礦收稅”。太監(jiān)們到了一地，看到哪家有錢，馬上就說人家家宅下面有礦，要拆房毀屋“開礦”，以此勒索巨賄，直到把那家人搶得傾家蕩產才罷手�！暗V稅”的禍水流到哪兒，哪兒就雞飛狗跳，家破人亡。后來這“礦稅”竟然覆蓋到幾乎一切經濟活動中去。太監(jiān)們喊出了“稅不必商”（不做生意也得上稅）的響亮搶劫口號，把幾乎所有的人與物都當成收稅對象，不僅官吏、農工要納稅，就連房屋、車船、米、麥、雞、豬、牛、馬等等都無一不納稅。每年稅收竟高達幾千萬兩白銀。刮得民窮財盡，才激起了明末大規(guī)模的“農民起義”。此時神宗雖然死了，但平叛要錢，對付邊患也要錢。礦稅倒是停辦了，可又多出了“練餉”、“剿餉”、“遼餉”等諸多重稅，刮得人民再也無法活下去。
所以，明朝垮得這么快不是沒原因的——誰吃飽了撐的，去為這種只知道瘋狂搶奪百姓的爛政權賣命？在“異族”手下過日子可是比在“同族”（其實朱元璋是回回，也不是什么漢族）強得多，這點連立志恢復明朝的遺老黃宗羲都沒否認。他不得不承認滿清政治清明，與民休息，和明朝形成鮮明對比，說康熙如果不是韃子皇帝的話，也就可以稱為圣主了。
至于明朝之所以爛成這樣還能在存續(xù)時間上略勝滿清一籌，也是因為滿清帝國在晚期所面對的強大的西方文明所帶來的危機是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都不曾面臨過的。滿清真的是個倒霉的王朝。這個關外“韃虜”建立起來的政權其實很好地承繼了華夏文明的種種，包括天朝上國的心態(tài)。杯具的是，這個天朝上國始終陷在了井蛙般夜郎自大的迷夢里，看不到無論是器物、制度還是文明，跟其他真正的強大帝國相比，都已經是這個地球上的末流了。實際上，當野蠻落后的華夏文明和強大先進的西方文明發(fā)生碰撞時，無論是哪個王朝、哪家皇帝當權，都很難有超越滿清末年的表現。只是，這個倒霉的時刻降臨時，剛好是滿清帝國在統(tǒng)治。相信如果沒有外來西方文明的沖擊，滿清帝國絕對可以在存續(xù)時間上超越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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