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宿遷□□仇和的激進式改革在網(wǎng)上傳播的沸沸揚揚，人們都習慣了關于國內官場顢頇腐敗的報道和千篇一律歌功頌德的宣傳，猛然看到這么一篇鮮明無比的事跡和這么一位有個性的官員，耳目都為之一新。

　　關于仇和先生的改革具體措施是否合理、是否有效，這個我不敢多加置喙；宿遷我從來沒去過，不曾做過細致調查——就算做過調查，也絕不及執(zhí)政已經(jīng)八年的仇和先生了解多。我沒資格對這些問題對他做紙上談兵式的批評。不過，始終卻有一個想法在我腦子里縈繞，那就是：如果——我是說假如——仇和先生是貪官，那么宿遷又會是怎么一番景象。

　　縱觀他的施政履歷，仇和的改革措施比如國有企業(yè)全面改制，幾乎都是在一片反對聲中銳意前進，無論是同僚們的反對還是老百姓的抗議都不能阻擋他的決策，他就是宿遷絕對的權威。那篇報道中也提到說：“爭議伴隨了他施政的全過程。但他一直隱于幕后，面對媒體的質疑，從未試圖去公開解釋�！备湫偷氖沁@一句沐陽官員的評價：“……大家敢怒而不敢言，他是縣委書記，又是市委常委，地位特殊，告狀都沒用�！�

　　這種風格，大家有沒有覺得很熟悉？慕綏新、馬向東在沈陽、程維高在河北、田鳳山在黑龍江又何嘗不是如此“自恃位高權重，獨斷專行”？唯一不同的是，慕、馬、程、田等人是為了滿足個人私欲，而仇和卻是為了宿遷的發(fā)展與老百姓幸福。他們同樣是獨斷專行、一手遮天，方向卻是背倒而馳的。

　　我們在感嘆宿遷老百姓幸運之余，又不禁會想：假如仇和是一個貪官，只愛金錢與權力，那么宿遷又會怎樣？那篇報道里提到這樣一件事，1996年仇和為給沐陽全縣修通公路，下令每一樣財政供養(yǎng)人員扣除工資總額的10%到20%做為建設費，全縣大嘩，但都無可奈何，這項工程最后還是強行上馬——當然，這對老百姓和全縣經(jīng)濟是一件好事。但是，既然仇和可以排除一切干擾來造福百姓，沒人能夠組止；那么假如他完全是為了自己私利打算，而且又仍舊保持著他的鐵腕風格，那么宿遷又有誰可以阻止他魚肉百姓？

　　就個案而言，仇和是一位清官、好官，有著官場上不多見的勇氣與魄力，值得我們尊敬。但就整個系統(tǒng)而言，卻暴露出很多值得思考的問題。除了銳意改革以外，宿遷給予我們的另外一個啟示就是：中國仍舊沒能走出“人治”的傳統(tǒng)陰影。老百姓的福祉與官員施政質量仍舊完全取決于領導人本人的品性與素質，而無法從制度上加以保證。換句話說，現(xiàn)存的制度不能阻止一名官員造福社會，也不能阻止一名官員為害一方。貪廉與否，全在官員一念之間，整個組織結構卻難以發(fā)揮高效率的防范和監(jiān)督機能。

　　仇和并不是神，他也可能犯錯，也可能腐敗；如果沒有一個良好的監(jiān)督與群議制度加以限制，很容易會因為缺乏足夠理性的決策導致災難。不要忘記，中國不光只有一個宿遷，而誰能保證全國數(shù)百個市都能有象仇和這樣的官員？又有誰能夠保證全國數(shù)百個市的領導階層都可以保持連續(xù)數(shù)屆的執(zhí)政智慧都維持在水準以上？

　　仇和的出現(xiàn)，只是個別現(xiàn)象，他的個人品質決定了他的一切作為；換了另外一個人，在同樣的環(huán)境下也許會出現(xiàn)另外一種效果，甚至完全相反的災難——想象一下慕綏新在宿遷的話，會是如何。而做為一項制度，卻需要營造出一種擁有在長時間內保持決策階層理智的環(huán)境；說的簡單點，就是無論誰在位，都保證鬧不出多大妖兒來。

　　對仇和的報道，實際上是攙雜著相當強烈的“清官、明君情結”在里面，大有“仇和不出，奈蒼生何”的味道。這是一種傳統(tǒng)的、樸素的百姓情結，我們不能苛責這種想法，因為在一個缺乏監(jiān)督機制的制度之下，老百姓們難以奢求更多的東西。在封建王朝時期，最高統(tǒng)者的素質靠的是皇室的遺傳基因，民生與政治清明程度全都要靠老天爺是否開恩讓皇太子基因突變；若太子是明君，則檄天之幸，若太子昏庸，也是無可奈何，沒有霍光的魄力，哪個敢去彈劾皇帝？唯一算是深入基層的只有“大誥”，但那東西除了洪武年間有點法律效力，其他時候都形如廢紙，于是老百姓也沒別的辦法，只好聽天由命，只能禱告上天開眼，出個明君、清官，實質上這無異于去買體育彩票并期待著自己能中個大獎。

　　“清官”值得肯定，但是“清官”往往也是個包袱，它讓人們過于注重領導者個人的品質因素，將注意力放在“清官”本身的作為，而忽略了制度和大環(huán)境上的缺失。就好象一個想致富的人，整天夢想著能抽到頭獎，卻忽略了其他幾萬張自己更有可能抽到的廢票。事實上，與其寄希望于憑運氣一次抽一百萬，不如每個月腳踏實地地賺上幾千塊。制度也是如此，與其寄希望于上上的“清官”的出現(xiàn)，不如靠監(jiān)督與群議機制來維持整個體系的“中等”水準更有意義。

　　宿遷讓我們看到了仇和的大刀闊斧，沈陽讓我們看到了慕綏新的腐朽貪婪；在這兩個人的背后，清楚地顯示出了現(xiàn)存體制結構上的不穩(wěn)定性——靠領導干部的人品，而不是靠組織內部的制約。這對于我國政治體制的改革進程，有著相當重要的啟示，希望不要只是僅僅解讀了其中的“清官”思潮就完事了。宿遷和仇和所承載的意義，要比表層事件深遠的多。

　　由此想到《走向共和》，這部電視劇揭示了一個很重要的意義：“國家的富強與長治久安，并非是幾名明君清官就可以解決，重要的是制度。成者，制度之功；敗者，制度之罪”�！�

　　誠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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