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下所述：秦漢時的冬天用華美的絲織品保暖！剩下的角角自個看吧！
學者張亮采先生說：“風俗烏乎始，始于未有人類以前。蓋狉榛社會，蚩蚩動物，已自成為風俗。”[1]自從有情感的人類出現(xiàn)后，社會風俗日漸積累、沿襲而越加豐繁。對于風俗，先人有諸多的論及。班固謂：“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系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盵2]
古代的風、俗是一對相互區(qū)別的概念。風是人的常性之和，由于人所處區(qū)域的水土等生態(tài)因素的不同，也就產(chǎn)生了彼此相異之風；相對于風而言，俗則是可以改變的，其主觀性要大大超過風。然而，孔穎達卻疏之曰：“風與俗對則小別，散則義通�！卑喙痰摹岸x”說明，人的行為與觀念的形成，決定于兩個因素，即水土的構成和當權者的引導。本文擬從生態(tài)學角度出發(fā)，對秦漢時期中國北方地區(qū)的民俗與生態(tài)間的關系進行一番探討，以考察生態(tài)在一個地區(qū)民俗的形成和發(fā)展過程中的影響與作用。

一、長城以北地區(qū)生態(tài)與游牧民俗文化
長城以北的地區(qū)，自遠古以降，素為少數(shù)游牧民族繁衍生息的場所。秦漢之時，這片廣闊的土地為匈奴所據(jù)有。長城以北的廣袤大漠的形成，從自然環(huán)境的角度看，與其所處的地理位置有關。較高的緯度，決定了這里的氣溫較低，全年平均氣溫僅在零下1℃至10℃，冬季尤為寒冷。孝文帝在后元二年（前162年）就曾致書匈奴曰：“匈奴處地北，寒，殺氣早降。”[3]同時，這一地區(qū)又深居大陸內(nèi)部，能給東亞地區(qū)帶來降水、來自海洋的季風很少光顧這里，“春風不度玉門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這一地區(qū)的寫照。因此，這里常年降水稀少，且分布嚴重不均。因此，這里不適宜于發(fā)展農(nóng)業(yè)，從而決定了該區(qū)自古以來就是非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區(qū)。
當然，在一些河流、井、泉附近及受高山冰雪融化灌注的山麓地帶，也有大片或零星的綠洲，水草豐美，樹木滋生，宜于從事畜牧業(yè)生產(chǎn)，如陰山一帶的大片綠洲等。然而，當某些地區(qū)一旦發(fā)生旱災或遭受暴風雪的襲擊時，居住在這里的少數(shù)民族就要遷徙，追逐水草而生，所以，史有載曰：“逐草隨畜”、“隨畜牧而轉移”。特殊的生態(tài)條件決定了匈奴人特定的生產(chǎn)、生活方式，從而影響到匈奴人衣食住行等民俗。
對于衣，《釋名》的解釋是：“衣，依也，人所依以蔽寒暑也�！鄙钤诤�、干燥的沙漠地帶的匈奴人，衣的這種作用更加明顯。關于匈奴的衣飾，文獻載之曰：“衣其皮革，被旃裘”；匈奴“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無冠帶之飾”；“匈奴之俗，……衣其（畜）皮”[4]。從上述記載中，我們對匈奴之衣至少可得出如下幾點認識：首先，這些皮革是他們“射獵為生”的副產(chǎn)品，即來源于狩獵；同時，他們所飼養(yǎng)的牲畜也是其皮革來源的一個渠道。其次，“旃裘”即“氈裘”，是用獸毛制成的衣服。司馬遷說“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5]，可見，匈奴人“被旃裘”仍得益于其所從事的畜牧和狩獵生產(chǎn)活動。更為重要的是，這種毛皮衣的穿用，與其寒冷的氣候有著直接的因果關系。最后，這種皮革、旃裘衣的穿著，便于他們?nèi)粘５纳a(chǎn)活動。從事畜牧業(yè)和射獵業(yè)的匈奴人由于過著“逐草隨畜”和“射獵禽獸”的生活，長期穿梭于深山茂林，身著皮毛衣絲毫不影響他們“馳草棘中”。所以，當他們“得漢繒絮”時，便令人身著繒衣穿梭于荊棘中，結果是“衣ｋū＠②皆裂敝”，以示漢人繒絮“不如旃裘之完善也”。當然，華美的絲織品不僅有御寒的作用，而且還有比裘衣更美觀的特點，這是有些匈奴人向往漢人繒絮的原因之一�？煽曅踉谀菢拥娜粘；顒迎h(huán)境中極易“裂敝”，從而達不到在嚴寒條件下保暖的目的。因此，匈奴人仍熱衷于適合自己所處生態(tài)條件的皮裘衣�！盁o冠帶之飾”，同樣與有利于其在特定的生態(tài)條件下的生產(chǎn)、生活有關。
在飲食方面，文獻記載匈奴“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跃跻韵拢淌承笕狻�；“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6]；“（與中原）飲食不同，……射獵為生”[7]。從這些記載可知，匈奴主食是畜肉，包括野生鳥鼠狐兔及家養(yǎng)牲畜。為了獲得自己生存所需的食物，匈奴人自幼就騎羊引弓練射技。關于“湩酪”，《史記·匈奴列傳》集解曰：“湩，乳汁也。”其索引引《穆天子傳》語：“牛馬之湩，臣菟人所具。”酪是用牛、馬、羊等乳煉制成的食品�！侗静菥V目·獸部·一》說：“酪，湩�！崩顣r珍集解引《飲膳正要》關于其“造法：用乳半杓，鍋內(nèi)炒過。入余乳，熬數(shù)十沸，常以杓左右攪之，乃傾而罐盛，待冷，掠取浮皮以為酥；入舊酪少許，紙封放之，即成矣”。這種以奶為原料的食物制品，只有在盛產(chǎn)牲畜的游牧地區(qū)才能成為主食。而且，“淳酪養(yǎng)性”[8]的特性在保證牧民的體力方面，具有較大的作用，這是匈奴人英勇善戰(zhàn)的生理基礎的保證。
另外，在匈奴人的飲食習俗中，還有一個較為突出的特征：“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盵9]這和中原漢族人尊老敬老的習俗格格不入。對這一飲食習俗形成的原因，漢初投降匈奴的燕人中行說的解釋是：“匈奴明以戰(zhàn)攻為事，其老弱不能斗，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為守衛(wèi)，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盵10]這是從戰(zhàn)爭的角度來解釋匈奴的飲食之俗，其中雖有合理因素，但不是終極原因。其最終的原因仍離不開生態(tài)條件。因為匈奴人“隨畜牧而轉移”的生產(chǎn)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水草，只有在生態(tài)條件（如氣候、水文等）較好的情況下，才具備畜牧之需的水草。當自然災害降臨時，某一地區(qū)牧草可能會枯死，不能滿足匈奴人生產(chǎn)的需要。這時，他們?yōu)榱松�，就要逐水草而徙，甚至不惜進犯中原王朝邊疆之地，以奪取適于自己生存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對良好的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爭奪，是秦漢中央政府與邊疆匈奴等少數(shù)民族發(fā)生戰(zhàn)爭的一個重要原因。
另據(jù)《史記·匈奴列傳》索引錄《西河舊事》云：祁連山“東西二百余里，南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溫夏涼，宜畜牧�！钡诨羧ゲ」フ计钸B后，匈奴痛失其賴以生存的良好生態(tài)，匈奴人因此而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闭瞧扔趷毫拥纳鷳B(tài)和對良好生態(tài)環(huán)境的追逐，使得匈奴人□繁地陷于長途跋涉和遷徙之境地，加之與秦漢政府屢開邊釁，促使匈奴對青壯年勞力有較大的需求，而這又與匈奴人口數(shù)量尤其是青壯勞力嚴重不足的狀況構成了矛盾。為了解決或緩解矛盾，他們對青壯勞力格外珍視，以肥美的食物予之，從而使得整個匈奴能賴之以在較為惡劣的生態(tài)條件下生存下來。
至于匈奴民俗中的住行、婚喪等，也深深地留下了生態(tài)條件的印記。
匈奴的住所，西漢文帝時出使匈奴的大臣說：“匈奴父子同穹廬臥�！盵11]顏師古注曰：“穹廬，旃帳也。其形穿隆，故曰穹廬。”當時，不論是一般牧民，還是最高部落首領單于，都住宿在這種穹廬中，如武帝時，“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非去節(jié)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jié)，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詳許甘言，為遣其太子入漢為質，以求和親”[12]�？梢�，這種穹廬是相當普遍的，就連被匈奴扣押的漢使蘇武居住的也是這類穹廬，“（于靬王）賜武馬畜服匿穹廬”[13]。此處的“服匿”，也是一種類似穹廬的居住場所。對此，《漢書·蘇武傳》注曰：“劉德曰：‘服匿如小旃帳�！峡翟唬骸窂]，旃帳也�！�
匈奴的婚姻習俗，文獻中不止一次地強調(diào)其有悖于漢俗：“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14]西漢人中行說對此解釋是：“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盵15]這種說法是從社會學的角度而言的。
從氣候等生態(tài)條件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16]。惡劣的氣候條件，稍有自然災害，就會出現(xiàn)人畜死亡的現(xiàn)象，所以匈奴早亡或夭殤者較多。同時，寒冷的氣候條件下，婦女的生育時間相對較長，并且在畜牧業(yè)生產(chǎn)方式占統(tǒng)治地位的社會中，婦女單憑自身的勞動很難生存。由于在這些生態(tài)條件影響下眾多原因的綜合作用，再加上中行說所言的社會因素，就出現(xiàn)了匈奴人的上述婚姻習俗。
至于北方游牧民族的角抵百戲諸娛樂習俗，也都是北方特定的生態(tài)環(huán)境下的產(chǎn)物。

二、關中生態(tài)與民俗文化
關中之地，范圍大小不一。有時稱函谷關以西為關中，如《史記·貨殖列傳》載：“故關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漢書·地理志》亦言：“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把函谷關以西的戰(zhàn)國末秦故地稱為關中。有時關中又指秦漢北方的廣大地區(qū)，包括隴西、陜北，如項羽三分關中封秦降將，其中翟王在陜北，雍王在隴西。但有時特指陜西關中盆地，如《史記·貨殖列傳》言：“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這里所說的關中，是廣義的關中，不僅含有關中盆地，而且還包括隴西乃至更遠的安定、北地等。
《史記·貨殖列傳》、《漢書·地理志》對關中民俗均有較為具體的記載，涉及到關中民俗及其形成原因。從文中看出，關中民俗形成的原因，既有歷史沿襲和當權者的行為后果的因素，又有生態(tài)條件的因素。就生態(tài)條件對關中民俗形成的影響，稍加分析，可概括如下：
第一，關中“沃野千里”之“膏腴”地理環(huán)境，使生活在這里的居民具有“好稼穡，務本業(yè)”的傳統(tǒng)風俗。秦漢時，這里先有秦始皇穿鑿的鄭國渠，“引涇水溉田”；后有武帝在這里開鑿的六輔、白渠，“關中輔渠、靈軹引堵水，……穿渠為溉田，各萬余頃�！盵17]這些灌溉河渠的開挖，改善了關中農(nóng)業(yè)水利生態(tài)條件，對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是關中殷富的有力保證，富裕后的百姓才有“嫁娶尤崇侈靡，送死過度”的物質條件。史載關中人死后，“必欲江南檽梓，豫章楩柟”[18]。
第二，關中作為秦漢京畿之地，“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為九州島膏腴”，是天下人向往之地，“四方輻湊并至而會”[19]，加上秦漢政府多次徙民“實關中”，使得這里的“風俗不純”，且因“地小人眾”而“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20]。
第三，關中南有秦嶺，東有黃河之阻，西有荒漠之限，北有匈奴之擾。如此處境下的居民為了生存，自然形成了敢于冒險的品質。因此，關中地區(qū)在西漢時涌現(xiàn)出了一位探險家張騫。不過，這種敢于冒險的精神用之不當，則很容易成為盜賊。所以，班固說，關中“瀕南山，近夏陽，多阻險輕薄，易為盜賊，常為天下劇”。
第四，關中的生態(tài)資源決定了該區(qū)居民的日常飲食起居。如天水、隴西等地，“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可是，后來由于這一帶的森林被毀，居民只能住進窯洞，很難去體驗“以板為室屋”的感受了。就飲食而言，涇渭流域因有“膏壤”之存在與水利的便利而“保殖五谷，桑麻條暢”[21]，“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22]，這里的飲食先后以食粟、黍及食麥為主，“但食用大麻子，則為天下之冠”[23]；而安定等地，因處于和戎狄相差無幾的生態(tài)條件下，決定了他們“以射獵為先”，其飲食與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相近。

三、關東生態(tài)與民俗文化
秦漢時，稱崤山或華山以東的地區(qū)為山東。這一地區(qū)在位置上與關中相對應，所以又有關東之稱，但通常指黃河流域。這里的關東，專指崤山以東的黃河流域。
黃河以其龐大之軀蜿蜓穿過山東，河水攜帶的泥沙常因河患而廣布于下游地區(qū)，從而形成了山東地區(qū)廣袤的平原和膏腴的土壤。另外，在當時的兗州一帶，也存在一些較低的山嶺，劉邦當年釋放囚徙后，就隱身于這一帶的芒碭山中。從氣候條件看，山東地區(qū)處于亞歐大陸東岸，緯度跨幅大（北緯35～49度），決定了該地氣溫南北差異有殊，年平均氣溫從4℃到12℃不等；降水也分布不均，自北向南，年降水有400毫米到800毫米之別。因此，生活在不同生態(tài)條件下的居民就必然有為適應這一生態(tài)條件的生活方式和習俗。
與三輔相對的三河（河東、河南、河內(nèi)）地區(qū)，二者雖距離較近，但風俗不同。前者“好稼穡，殖五谷，地重”，而后者“其俗纖儉習事”[24]。具體地說，河內(nèi)“故俗剛強，多豪桀侵奪，薄恩禮，好生分”[25]，而河東則“君子深思，小人儉陋”[26]。究其原因，除了歷史沿襲外，另一重要因素就是生態(tài)條件。
從地理位置看，“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shù)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眾”[27]，“河東土地平饒，有鹽鐵之饒”[28]。三河之地，因黃河、洛水匯集于此，又被人們稱為河洛之地，處“天下之中”由此西行，過函谷則達關中乃至巴蜀，東可濟齊魯，北上通燕，南下連楚越，是南來北往的達官貴人、行商坐賈經(jīng)常逗留匯集的必經(jīng)之地。置身于其情其境的三河人自然被巨額的商業(yè)利潤和侈裕的商人生活所吸引，對“以貧求富，農(nóng)不如工，工不如商”[29]有較深的體會。在他們眼里，“末業(yè)，貧者之資也”[30]，加之這里“土地小狹，民人眾”，于是，“通邑大都”的三河人便紛紛轉向經(jīng)商。史載“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數(shù)過邑不入門”[31]。經(jīng)商的目的，就是獲得利潤，從而形成三河之地民風中好賈趨利之俗�！吧倘酥乩p別離”，強烈的趨利目的，使關中經(jīng)商者“數(shù)過邑不入門”、“薄恩禮”，甚至“侵奪”。
從地勢、地貌看，“河東土地平饒，有鹽鐵之饒”。在物質如此豐裕環(huán)境下的居民，自然是生活富足，由此滋生了他們及時行樂的風俗。在他們看來，人生如“日月行往”一樣，有“將老而死”之時，“死當歸于墳墓，不能復為樂也”，“死亡之后當為它人所樂”，這些都是“君子深思”內(nèi)容，“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32]。另一方面，因三河地平，土壤肥沃，位居天下之中，吸引天下百姓前往，使這里成為人眾地少的“狹鄉(xiāng)”。在這種情況下，那些無經(jīng)商之才的“小人”為維持生計，只有靠節(jié)儉度日，形成了該地“纖儉習事”的風俗，是謂《漢書》中的“小人儉陋”之俗。
山東的其它地區(qū)，因所處的生態(tài)環(huán)境不一，其民俗也斑斕紛呈。略北的雁門、代郡、燕地等，因降水稀少，氣候寒冷，且近北狄，使得人們“不事農(nóng)商”、“好射獵”、“其民鄙樸，少禮文”。在婚娶方面，有與狄族相近之俗，“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取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為榮”[33]。稍南的中山國，“地薄人眾”，使這里的居民養(yǎng)成了一種“仰機利而食”[34]之風，“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奸治，多美物，為倡優(yōu)。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后宮，遍諸侯”[35]。
泰山雄峙于秦漢時的青、兗二州大地，把這一地區(qū)劃為兩大自然生態(tài)區(qū)，“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36]。齊地“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37]，是個“宜桑麻”地區(qū)，“人民多文彩布帛魚鹽”，“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于眾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38]。在婚俗方面，歷史上“以齊地負海舃鹵，少五谷而人民寡”，于是，西周姜尚便“勸以女工之業(yè)”，使這里的絲綢品一度名揚天下。有的婦女為發(fā)展絲織生產(chǎn)而延遲了自己的婚事，甚至有“姑姊妹不嫁”之事，“嫁者不利其家”，“于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這種婚俗在歷史上延續(xù)時間較長，到東漢的班固著《漢書》時，此風尚存[39]。泰山之南的魯?shù)�，也是瀕臨大海。但由于“地狹民眾”，過度的開發(fā)，使這里“頗有桑麻之業(yè)，亡林澤之饒”。由于自然資源有限，民間形成了“儉嗇愛財”之俗，具體表現(xiàn)為“趨商賈，好貲毀，多巧偽，喪祭之禮文備實寡”[40]。“魯人俗儉嗇”的典型人物，當以商賈曹邴氏，史載他“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俯有拾，仰有取”[41]。

四、余論
一個地區(qū)某個時期民俗的形成與風行，與該地區(qū)特定時期內(nèi)的生態(tài)條件有著割棄不斷的關系，一方面，生態(tài)對民俗的形成與存在具有一定的影響乃至決定作用，不同的生態(tài)條件是不同民俗的形成和流行的基礎之一；另一方面，民俗又反映或體現(xiàn)了生態(tài)狀況，透過千差萬別的習俗，我們可以洞窺到生態(tài)的差異。秦漢時期統(tǒng)治者雖然采取了一些“變民風、化民俗”的措施，但由于區(qū)域生態(tài)條件的不同，這一時期的民俗具有明顯的地域性。不利的氣候條件，決定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息處于一個“先天性不足”的生態(tài)環(huán)境中，出于滿足生存之需的游牧經(jīng)濟條件下的游動、奔襲，他們無暇顧及政權建設，疏于文化創(chuàng)造，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長期滯后于中原之地，其衣食住行婚喪倫理諸民俗事象與中國北方其它地區(qū)的民俗亦大相徑庭；關中地區(qū)固有的優(yōu)越的生態(tài)條件，吸引了秦、西漢統(tǒng)治者定都于斯，良好的基礎，政府的刻意經(jīng)營，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中心的關中吸引了眾多的遷徙者，其中不少為富商巨賈，居民的繁雜，自有其民俗的百態(tài)�！吧轿魈焖㈦]西、安定、北地處勢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zhàn)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皆行�！滹L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42]因此“秦漢已來，……山西出將�！盵43]正因為如此，西漢宮室保衛(wèi)部隊成員多由山西子弟組成：“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斯門，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盵44]與關中民俗相比，關東地區(qū)民俗亦頗為斑斕。更為重要的是，關東地區(qū)特別是齊、魯之地在西周成王時，姜尚封于齊，在太公治齊時，針對“齊地負海舃鹵，少五谷而人民寡”，從“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入手。結果在達到“富國”的同時，也形成了“其土多好經(jīng)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之風。后經(jīng)孔子“修六經(jīng)”，使“其民有圣人之教化”，所以，在齊魯所有的習俗中，“其好學猶愈于它俗”。這是史書中所稱“漢興以來，魯東海多至卿相”[45]的根本原因。這些身至卿相的齊魯士人以其思想影響兩漢統(tǒng)治者的政策，以致兩漢時政治、經(jīng)濟、文化諸社會因子都留有他們的思想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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