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謀位成功只是“厚黑學”成就，何嘗有絲毫“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影子！正如馮爾康先生所言，他“結黨謀位”至少在康熙52年，即康熙死前9年已開始，“追求儲位已發(fā)展到不顧罹罪的程度”。當然，專制時代宮廷斗爭毫無道德可言，“誰上臺手腳都不干凈”，雍正的政敵也未必見得比他好。但無論胤禩還是胤禵，其治國思想都于史無征，他們之間的爭奪既談不上是道德之爭，也談不上是政見、路線之爭。
　　如果說雍正奪位問題尚有疑云的話，劇中其他地方對雍正的美化就更是“胡說”了。曾靜一案雍正的處理即使從封建法制看也是怪戾的，他殘忍地將只有思想異端的呂嚴沈三族株連慘殺，卻留下“現行犯”曾靜為他宣講《大義覺迷錄》，電視劇居然把這描寫成仁慈之舉！雍正的最后四年一直“安適如�！�，他的猝死雖然史無確證，但包括推薦雍正之治的楊啟樵、馮爾康等在內的海外清史界多認為是妄求長生迷信丹藥中毒而亡。電視劇卻描繪雍正長期抱病操勞，為治國而“活活累死”。雍正的政敵胤禩、胤禟被他囚禁后不久幾乎同時死去，死前被貶稱.、狗，受盡虐待，一般都認為是被雍正授意虐殺。而電視劇不僅將二人被鎮(zhèn)壓的時間又雍正初移到雍正末年，以顯示二人一直搞破壞，而雍正一直忍讓，還描寫雍正寧誅己子也要謹守父訓，決不肯殺弟弟！如此等等。為塑造這個高大全道德偶像，真是不遺余力了。
　　如果僅僅出于道德宣傳而抬高雍正倒也罷了。這部長劇的特點恰恰是“胡說”而不是“戲說”，它對“歷史”的創(chuàng)作并非游戲之筆，而是按鮮明的觀念來剪裁、組裝的。這一觀念就是：“天下讀書人”清流誤國，結黨亂政，而“改革皇帝”依靠家奴治國，為民作主，兩條路線斗爭貫穿“新政”始終。
　　為了表達這一主題，該劇精心編造，把歷史上本在雍正初年便被囚遇害、而且據乾隆說也“未有顯然悖逆之跡”的“八王” 胤禩說成雍正一朝反對派勢力的總首腦，讓他活動直到“雍正十二年”即雍正死前一年，虛構的陰謀兵變被粉碎后才失去自由。在這個臆造出來的總司令麾下聚集了編者想象得出來的一切惡勢力：從貪官污吏、關外滿州八旗守舊貴族直到舉著孔孟牌位上街游行的“天下讀書人”。也真虧他想得出來！極端反漢化的關外八旗守舊貴族與代表漢文化正統(tǒng)的儒家士人居然成了一條戰(zhàn)壕中的戰(zhàn)友，團結起來與皇上作對！
　　尤其對于“天下讀書人”，編導表現了集中的仇視，片中屢屢出現當代某“學者”關于“清流”乃萬惡之淵的現代話語，突出表現雍正殺言官、誅諫臣、懲治“科甲朋黨”、為得罪“天下讀書人”而不惜“身后罵名滾滾來”的種種豪舉。應當說歷史上的雍正的確有此傾向，他對科舉出身的文臣有看法，寧用家奴不用名儒，尤其對直言敢諫、特立獨行、以道義自負而“妄談國是”的古代士大夫清議傳統(tǒng)尤為厭惡。作為一個公然標榜“以一人治天下”的獨夫，雍正當然不希望臣仆們腐敗自私，也要獎廉懲貪。但他最不能容忍那種“海瑞罷官”式行為，在他看來這種“沽名釣譽”的“巧宦”比那種惟命是從的貪官更壞，他因此懲處了一大批“操守雖清”而奴性不夠的儒臣，如李紱、楊名時等。雖然喜歡奴才而討厭“海瑞”是歷代皇帝的通病，但傳統(tǒng)儒家意識形態(tài)還是要肯定“海瑞”的道德意義的。而雍正不但在行為上不能容忍獨立人格，在理論上更是突破儒家道德觀，公開批判“潔己沽譽”的清流傳統(tǒng)，因此他的確有典型性。
　　在今天看來，傳統(tǒng)人士的確有諸多劣根性，在意識形態(tài)上道德虛偽的一面造成言行不一之弊，在體制上科舉入仕之途造成知識人與官吏身份合一，作為依附于皇權的權貴層他們不僅難有現代意義上的獨立人格，甚至也缺乏西方傳統(tǒng)中那種抗衡皇權的貴族精神。而在某種情況下，儒生的迂腐確實不如臂指如意的奴才更有“效率”，因此雍正排斥儒生任用奴才，對雷厲風行地貫徹其治國主張是有一定作用的，放在當時背景下確也無可厚非。但從根本上說雍正的“反儒”與現代意識對儒家知識分子的反思是截然相反的：它反對的不是“天下讀書人”對皇權的依附性，而恰恰是對皇權的相對獨立性，它要消滅的是“讀書人”的個性，要發(fā)揚的則是刀筆吏的奴性。
　　雍正這樣并不奇怪，奇怪的是電視劇作者對此的贊賞。豈止贊賞，電視劇實際上是青勝于藍地強化了這種“雍正思想”，它不僅把知識分子勇于講真話的一面視為大惡之尤，而且連傳統(tǒng)文化中也作為正面價值的士大夫清操自守、犯言直諫的精神也加以百般嘲弄與攻擊，而把目不識丁的皇家奴才塑造為蓋世英雄。這樣的價值觀真叫人目瞪口呆！如今人們常對“宮廷戲”、“辮子戲”充斥熒屏嘖有煩言，對清官、忠臣形象滿天飛而公民、人權意識萎靡不振多有批評。但老實說，象《雍正王朝》這樣連東林、海瑞式的書生意氣都不能容忍而赤裸裸地宣揚家奴意識的作品還真少見，這樣咒罵清流而崇尚趨炎附勢的作品比50年代的《海瑞罷官》都差遠了。
　　《雍正王朝》為弘揚“雍正思想”而在編造“歷史”上走得多遠，以下可見一斑：
　　雍正一朝的三大“模范總督”是鄂爾泰、田文鏡與李衛(wèi)。鄂爾泰通常都列三人之首，其治績與影響包括雍正的評價更勝田、李一籌。但電視劇卻突出田、李而隱去鄂氏，為什么？因為鄂是科舉入仕，而田只是監(jiān)生，李更非“讀書人”。但李雖讀書少，卻是個大財主，他是康熙末年“ 入貲（捐錢買官）為員外郎”而進入官場的。而電視劇為了突出“清流誤國、奴才救國”的主題，把這個李員外“變”成了“要飯的叫化子”出身、被胤禛收為家奴后才苦盡甜來！顯然編導這一創(chuàng)作是要表達“讀書人犯上作亂，工農干部才忠于領袖”的觀念。
　　田文鏡、李衛(wèi)的確是忠心事君，政績卓著的名臣，但奴性太重也有消極一面。尤其是田文鏡習慣于報喜不報憂，是個“放衛(wèi)星”的高手，他治理的河南年年以錢糧超額受表揚，但雍正八年大水災，田匿災不報，還謊稱“民間家給人足”并嚴催錢糧，弄得豫民大量逃亡鄰省。鄰省告發(fā)，雍正查明屬實，卻為田開脫說：田“多病，精神不及，為屬員之所欺耳”。類似的情形發(fā)生多次。田后來留下罵名，固然有他為皇上辦事敢于得罪地頭蛇的因素，但老百姓也麻他同樣是不可否認的�？傊�，雍正厭“清流”而用奴才是實，但程度沒有那么甚，效果更沒有那么好。而電視劇在這兩點上是夸張得太離譜了。
　　雍正年間有過嚴懲李紱、謝濟世、陸生楠“科甲朋黨”一案。這其實是個大冤案。李、謝分別于雍正四年三月、十二月各自上疏參劾田文鏡，據說是因“天下讀書人”受壓制而不滿。陸生楠并未參與劾田，只因是謝的同鄉(xiāng)而受株連，三年后又有人告發(fā)他有“抗憤不平之語”遂罹文字獄之難。這三人的確都有“讀書人”的牢騷，但只是各自行事，何來“結黨”之說？更何況李、謝之劾田文鏡也不是沒有田的過錯。因此后人多稱三人之冤，就連今日最推崇雍正的史學家如馮爾康等也認為此案“未免冤抑”。然而到了電視劇里，卻變成了三人帶領大批“讀書人”出身的官員，策劃于密室，點火于基層，發(fā)難于朝堂。李謝相隔數月的各自上疏也變成了三人領銜的大批人一再集體上疏請愿鬧事。于是偉大領袖一舉粉碎這個知識分子反黨集團也就義正詞嚴，成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看江山由誰來主宰”的證明了。
　　循著“天子圣明，為民作主，奴才忠誠，書生可惡”的“雍正思想”，電視劇幾乎把從清初以來的一切壞事乃至作者認為壞而其實未必壞的事都算到了“讀書人自私”的帳上。呂留良的反清復明思想本在雍正以前，且與清初的民族矛盾和抗清斗爭一脈相承，而電視劇卻把他說成一些因“科舉不順”而心懷怨望的自私“讀書人”的反社會行為。曾靜的反清直接受呂留良影響，也是民族矛盾的體現，而在電視劇里卻成了“讀書人”反對“新政”的小丑行徑，其原因是“新政”使“我們讀書人都沒有了好處”！
　　科舉制度造成了“儒的吏化”，在“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皇權操縱下形成的“縉紳”，具有知識分子與專制官僚、“讀書人”與皇家奴才的雙重身分，也因此享有了皇權賦予的種種特權。在“官民一體當差”與攤丁入畝這類改革中，某些縉紳出于私利而百般阻撓，但他們正是以專制官僚于皇家奴才的身份、而不是以知識分子和“讀書人”的身份這樣做的。電視劇對專制皇權大加歌頌，卻把一切罪惡歸咎于“天下讀書人”的清流、清議與知識分子的敢講真話（當然是相對而言），這不是顛倒黑白么？

　　總之，《雍正王朝》在弘揚“雍正思想”方面甚至超過了雍正本人，為此還可以剪裁歷史、編造神話，看了這種片子真使人懷疑現在是不是“雍正十四年”？
　　雍正是暴君但不是昏君，他治國有方，在清前期“康乾盛世”中是個承前啟后的人。就個性而言，他的勤政與果敢也是比較突出的。但電視劇為弘揚“雍正思想”而把他神話為千古一帝，甚至丑化康熙時代來突出雍正之治，則很成問題。實際上雍正的許多治績，都有前人奠基、后人續(xù)力，其成也就不那么輝煌。
　　雍正打擊縉紳勢力，推行“一體當差”，這實際上是清初順康之際借“奏銷案”壓抑縉紳并從制度上縮小其特權之舉的繼續(xù)。至于“攤丁入畝”，作為“并稅式改革”在我國歷史上只是許多實行中的一次，作為人丁稅向土地稅的轉變也有上千年的歷史，就政策本身而言，體起源于明后期“量地計丁并為一條”的一條鞭法，因此史家又有把攤丁入畝稱為“清代一條鞭法”者。而雍正時期攤丁入畝只是繼康熙時在廣東、四川等地的試行而逐漸推廣，其普行于全國已在乾、嘉乃至道光初，甚至到了清末民初，人丁負擔問題也未完全解決，象陜西關中的一些縣仍然是“地丁屬地，差徭屬人”。更不用說“并稅式改革”本身就有一個“鞭（編）外有編”、簡而復繁的循環(huán)律，雍正的實踐并未打破這一循環(huán)。
　　電視劇在雍正“平定西北”問題上大加渲染。而實際上雍正時期恰恰是清前期西北邊政大失敗的時期，馮爾康的《雍正傳》曾以《調度乖方，西北兩路用兵的失敗》為標題專節(jié)詳述，明確指出西北大敗“應當歸咎于雍正調度乖方”。事實上，清朝對西北用兵起于康熙，畢于乾隆，雍正一朝雖有青海之捷，總的看來是敗多于勝，無足稱道的。
　　雍正設軍機處強化皇權，也是電視劇闡釋雍正思想的濃重之筆。但姑且不論這種強化在今天看來是否值得歌頌，就算值得，我國歷史上，專制帝王不相信朝臣而用身邊親信秘書班子來架空“外朝”的動作，在歷史上也不知重復過多少次——直到當代，不也發(fā)生過用“中央□”架空□與中央委員會的事嗎？——雍正的這一次有算得上什么大手筆？關鍵在于獨夫們既什么人都不相信，又什么事都想管，只好借助親信秘書，但秘書地位一高也就轉化為新的“外朝”，下一位獨夫只好又物色一個新的秘書機構來架空了。
　　本劇對雍正的頌揚到劇末出現一個“數字化”高潮：據說康熙末年留下的國庫存銀僅700萬兩，而經雍正同志大治之后，推行留下的國庫存銀已達5000萬兩矣！這數字其實是個巧妙的游戲：康熙末年國庫鱒銀是800萬兩而非700萬兩，但這是康熙年間的低潮而非最高數字。而雍正末年國庫存銀，一說三千余萬，一說只有2400萬兩，只是在雍正五年一度達到過5000萬兩的最高額。編導妙筆生花，把康熙年間的最低數字（還有誤）與雍正年間的最高數字變成了“康熙末”與“雍正末”，一下就把三、四倍之增擴大了七倍多！
　　當然，即使從800萬增至2400萬，也堪稱偉大成就。問題在于“國庫”之富不等于國民之富，朝廷之富也不就是國家之福。在中央集權專制主義的古代中國，國富民窮的狀況十分常見，國窮民富的情形也間或有之。兩宋朝廷長期困于財政拮據，號稱“積貧積弱”，但宋朝民間的富庶與社會經濟的繁榮實遠超過盛唐。而明末李自成進京時發(fā)現宮中藏銀達7000萬兩之巨，比雍正時的國庫要多多了。西漢末新莽朝廷滅亡時，僅集中于王莽宮中的黃金就達70萬斤之多，其數據說與當時西方整個羅馬帝國的黃金擁有量相當！而明王朝與新莽王朝都是在餓殍盈野的社會危機中爆發(fā)民變而滅亡的。按編導的邏輯，崇禎皇帝與王莽這兩個亡國之君不是比雍正更偉大么？雍正時民間與康熙時相比總體如何，史無明證，但從前引雍正最欣賞的總督田文鏡在河南放衛(wèi)星的后果看，是很難樂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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