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上海某國有控股企業(yè)的Z先生一臉狡黠地說：我們國有企業(yè)哪有什么業(yè)績，從來只有政府官員的政績！某航空集團總經(jīng)理L先生問教授：柳傳志是怎么把聯(lián)想總部搬到美國去的？政府怎么肯放他走？他怎么補償?shù)胤秸膿p失？昨天，我剛剛參加了市政府的會議。阿里巴巴撤出上海，市政府領導很不高興，都點名說馬云好幾回了。遠大不是想撤出長沙嗎？可長沙市政府死活不肯��！遠大哪里敢走！做企業(yè)這么多年，誰沒點小問題？萬一得罪政府，第二天紀委就找上門來了。
　　L先生的一番話，似是抱怨，又是隱痛。在成長的早年，企業(yè)們的確受過政府的庇護與扶持。如今，我成了大企業(yè)，版圖遼闊，實力雄厚，不滿足于這小小金絲籠了。我欲振翅飛去，另覓瓊樓玉宇。地方政府，你肯不肯？
　　大企業(yè)在總部搬遷問題上與地方政府產(chǎn)生的摩擦，由來已久。不止是路人皆知的健力寶與三水縣政府的沖突、沈陽官方對仰融的逼宮，我曾聽說，波導、TCL、春蘭都有此隱痛。最終，健力寶賣了，仰融走了，波導、TCL和春蘭依然偏安于奉化、惠州和泰州。在中堅人才匱乏的小城，忍受著“永遠留不住中層”的苦痛。
　　然而，如果歷史可以重來，在當初的體制環(huán)境下，徐立華、李東生或陶建幸有可能放棄政府的惠顧嗎？恐怕很難、很難。沒有大橋鎮(zhèn)政府的支持，波導無從在寧波立足，也無從戴著紅帽子上市。沒有惠州市政府的大筆，李東生不可能有機會獲得產(chǎn)權(quán)上的相對獨立，TCL之后在家電市場的十年佳話無從談起。春蘭、科龍、健力寶的故事，莫不如此。公有公理，婆有婆理。業(yè)績離政績有多遠？政績離業(yè)績有多近？其利斷金的愛，咬牙切齒的恨。中國企業(yè)與地方政府的恩怨，儼然是清官難斷家務事。
　　來自深圳的J先生在講臺上昂然道：我們要讓IBM和美國投資者知道，我們聯(lián)想集團是一家與中國政府有著密切合作的企業(yè)。政府非常支持聯(lián)想的發(fā)展！J先生民營出身，視親密政企關系為瑰寶。他不曾想到，2005年至06年，英文尚不流利的楊元慶遍游美利堅，花了整整一年時間澄清聯(lián)想集團的獨立性。IBM員工、美國公眾和那個制造“郵件門”的戴爾員工，或許永遠不能理解，為什么在遙遠的東方，政府和企業(yè)的關系是一樁愛恨交加的“家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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