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中國人的“母親國”
　中國商報：我們學過的歷史中，明朝尤其是中后期，政治黑暗，生活腐朽，那么明曲告訴我們一個怎么不一樣的明朝？
　　裴鈺（文化學者、資深傳媒人）：西方現代思想史一直是我研究的核心內容之一，這個領域有一個重要的部分，就是對歐洲文藝復興的研究。文藝復興的全盛階段是1500年～1600年，正好是明代中后期，1500年是明孝宗弘治十三年，1600年是明神宗萬歷二十八年。
　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歷史，和同時期的中國明朝的歷史，是可以比較研究的。因為，從明中后期開始，中國已經融入了世界歷史，《劍橋中國明代史》里有這么一個核心觀點：“（中國）到了1644年，中國是世界歷史的一部分。”
　文藝復興在藝術上有兩個最根本的特質，即藝術感和美感，這兩點我在明曲里都發(fā)現了——明代人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把生活創(chuàng)造成了一件藝術品，他們的精神訴求是一種優(yōu)雅的、有品質的生活方式，他們是開放型和多樣化的思考，他們樂在俗世，享受哲學，與命運和解。在16世紀，近代文明的破曉時分，歐洲和中國，兩大文明都凸顯了巨大的思想變革——前所未有的藝術感染力和美學魅力，所以，我基于心靈史和思想史的方法，重新發(fā)現明曲，重新解讀明曲。
　心靈史，是一個全新的歷史視野，它思考的對象是文化意義的“中國”和每一位中國的“草根”，它追尋的是一種文明的情懷，它幫助今天的每一個中國人尋找感性和情懷的“根柢”。我認為，唐代是中國人的“父親國”，明代是中國人的“母親國”，唐代是中國的力量之源泉，明代是中國的愛之源泉！
　唐代的文治武功，開疆拓土，宏闊威猛，對于今天來說，大唐，是一種精神父親的偶像和力量感；但是，全面塑造中國人的情商和生活價值觀的時代，真愛與痛恨，浪漫與務實，歡笑與哭泣，喜樂與滌蕩……則是在明代，在明曲里，在明小說里。大明，是一種精神母親的乳汁哺育和情懷家園，“母親國”就是“思想明朝 ”，她是快樂的明朝、感恩的明朝。
　　在文化的心靈上，今天的中國人，是一個孩子，在情懷上是饑渴的，在靈魂上是彷徨的，我們的“父親國”在哪里？我們的“母親國”是誰？在情懷迷失的路上，我們有些像痛哭流涕的俄狄浦斯王子！
　　什么是今天的大國文化崛起？就是我們一起尋找回“家”的路，明曲是一種民族情懷的召喚——中國人吶，你不能繼續(xù)在大西洋里裸泳了，不能繼續(xù)在阿爾卑斯山上閑逛了，不能繼續(xù)在克林姆林宮里守夜了，中國人，你不應該是號哭的俄狄浦斯，請你回“家”吧！
　 你提出的區(qū)別，其實是我和黃仁宇的區(qū)別所在。黃仁宇提倡“大歷史觀（macro-history）”，通過對明朝政治整體面貌的分析，掌握政治社會的結構性特點，也就是大的原則、大的規(guī)律、大的特點，我的特點是放棄政治史的權力敘事，改為心靈史的情懷探求，從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的角度，去解讀明代歷史社會的情懷密碼，是愛的原則、愛的規(guī)律、愛的特點。
　 黃仁宇追尋的是“父親國”，他關心明朝的軍國大政，我則追尋的是“母親國”，我更關心明朝的思想心靈，黃仁宇重點關注皇帝大臣，我則重點關注草根平民；黃仁宇關注的對象是海瑞、戚繼光，我關注的對象是黃娥、王氏。黃仁宇評價明代“社會發(fā)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而我則認為，明代是我們的“母親國”，是我們的“情懷家園”，在思想啟蒙、人文主義等方面，走在了16世紀世界文明史的前列，并且對今天的中國人的人格重塑、價值觀重建有著重要的啟迪。
“天鵝之死”
　中國商報：我們熟知的文學形式是唐詩、宋詞、元曲和明清小說，那么，明曲在文學史、文明史上有什么價值？
　裴鈺：明曲，是明代綜合了漢語言、漢音樂、漢戲劇等世界文化遺產系統(tǒng)，她不是文學形式，而是文化遺產系統(tǒng)。
　　16世紀的中國是傳統(tǒng)哲學、民族信仰和社會習俗的結合體，逐漸走向解體，價值觀體系呈現了多樣化，商品經濟高度發(fā)達，市民階層涌現。發(fā)自于中國本土思想的人文主義關懷，在中世紀時期，拉開啟示錄式的人文曙光。1500年～1644年，是中國真正融入世界的開端，世界由此形成一個整體，明代中國的社會也由此呈現了開放和包容的特性。明曲，就是這樣一個文明時代的呈現。
　明曲的最大特色，是“藝術感”和“美感”，和歐洲文藝復興的特征相同。明曲，她是明代中國各個階層人士的價值信仰、藝術審美和人生態(tài)度等的承載，她是多樣性的平民文藝，她是“母親國”的藝術承載方式，她的具有啟蒙意識的“盡情享受”，呈現了少有的開放性和鮮活的情趣感。
　中國商報：在《明朝那些曲》中，你把明曲的命運比喻為“天鵝之死”，為什么明曲會被忽視？
　　裴鈺：明曲，中國中世紀封建主義文化向近代文明的一次轉型努力，是中華文明自發(fā)的思想啟蒙和文藝復興。昆曲雖然在清代繼續(xù)發(fā)展，但是她所承載的“母親國”卻滅亡了。在清代，《金瓶梅》、《紅樓夢》都被查禁了，一條大辮子毀滅了時尚和品質，同樣是西方人，西班牙人門多薩認為明朝人“文明富于教養(yǎng)”，英國人馬爾嘎尼參觀圓明園后，竟然在嘲諷清朝人。雍正皇帝勸導農桑，道理上沒有錯，但是他在重復1000多年前漢武帝的作為，這就是刻舟求劍。明代是開放的，清代是封閉的，明代融入世界，清代疏遠世界。明曲沉寂了，變成一堆堆文字，她所承載的多樣性的價值觀被撲滅了，她也就自然被“忽視”了。在今天，多樣化的價值觀復蘇了，人們重新開始追求“品質與和諧”，明曲中的“母親國”召喚必然再一次響亮起來！
　中國商報：與詩詞相比，明曲反映的是市井文化、平民文化，但是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作品是當時知識分子，甚至王子皇孫，這是為什么？
　 　裴鈺：明代有兩種平民文化形式，一種是明曲，一種是明小說，我把明曲，比喻為卡拉OK，K歌的人不分貴賤和貧富；小說作者，是各個階層的各色人等，直到今天也是如此。人是感情的動物，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情懷訴求，都有自己的喜怒哀樂，填個詞，譜一曲，抒發(fā)自己的當下情懷、直白、感性、隨意，所以，明曲的創(chuàng)作是開放式的，作為表演和聽覺的藝術，她滿足人們的身心愉悅和精神訴求，多樣化的思想價值觀，對個人身心有著巨大的滋潤和溫暖的撫慰。
明朝的世界時尚之都在蘇州
　中國商報：您說明朝的世界時尚之都不在巴黎，而在蘇州，為什么這么說？
　裴鈺：明代之前，“生活”的含義就是勞作，是解決生存問題，明代商品經濟高度發(fā)達，市民階層活躍，“生活”的含義也就變成了“享受”，上升到生活品質的層面。明代的蘇州城，服飾時尚一年一變，甚至一年多變，男孩女孩樂此不疲，是有歷史確切記載的時尚文化中心，也是當時世界頂級的奢侈品消費中心，珠寶、古玩、字畫、園林、游艇、地產……是500年前的迪拜、巴黎和摩洛哥城。
　　可是，明代的中國絕不是消費主義大國，舉一個例子，今天，我們崇拜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可實際上，明朝人李晉德編了一本《商賈夢醒》，它是中國版的《道德情操論》，他把經濟行為上升為一種生活方式，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系統(tǒng)地闡述了“商業(yè)情操”。同時，李晉德還指導人們生活理財、價值投資、個人創(chuàng)業(yè)的指南，今天的經管圖書熱、勵志圖書熱，在明代早已全盛！當今天的王石、□□、馮侖、吳□□等人探求商業(yè)品質的時候，他們只是500年前的李晉德。
　我們只知亞當·斯密，不知李晉德；只知“商品經濟的倫理”是西方文明外來的，不知也是中國文明自發(fā)的；只知巴黎，不知蘇州城；明代有眾多的奢侈品頂級品牌，同時，這個時代也有很多像《商賈夢醒》的“商業(yè)主義情操”經典。草根生活不僅是奮斗，還要追求品質；經商不僅是發(fā)財致富，還是人們的生活方式，這就是我們的“母親之國”，這就是她的心靈召喚！
　中國商報：明朝的男人以“秀發(fā)披肩，涂紅抹香”為美。可是，即使現在涂脂抹粉的男人在生活中也不一定會被接受的呀？
　　裴鈺：在明朝，多樣化的生活價值觀，引導著男人們去追求成功和喜樂，事業(yè)之外，還有生活，注重生活的質量和品位，所以，明朝的男孩子不僅渴望成功，還追求美麗，他們把長發(fā)盤起，把面容施加粉底，把嘴唇涂抹唇膏，可是，他們依然威武，依舊陽剛！
　　有明一代，男人求美，擁有品質；男人感性，擁有情懷；男人叛逆，擁有創(chuàng)造力——所以，時尚的李漁會寫出《閑情偶寄》——這本明朝的《時尚巴莎》；前衛(wèi)的吳承恩會寫出《西游記》——這部明朝的“魔獸世界”；叛逆的羅貫中會寫出《三國演義》——這部明朝的《星球大戰(zhàn)》！
　　明代是美男一代，清代是猥瑣男一代，明朝大臣張居正，是品質之男！清代大臣和珅，是猥瑣之男！清代男人的一條大辮子，扼殺了時尚和美，他們木訥了，粗糙了，丑陋了，當時人們甚至認為，笨笨的男孩才是樸實的，呆呆的男孩才是可愛的，可是，男孩子的美感哪里去了？品位哪里去了？想像力哪里去了？創(chuàng)造力哪里去了？
　　我揭示了明朝男人的歷史真相，不是簡單地倡導涂脂抹粉，而是想讓大家明白，價值觀建設對一個時代的影響有多么巨大，明代是開放的，清代是封閉的，明代是融入世界，清代是疏遠世界。今天的中國人呢，腦袋上的大辮子沒了，可是“思想的大辮子”也要割掉，讓女孩放情，讓男孩求美，按照自己的本色去活著，女孩子大大方方地喝酒，男孩子瀟瀟灑灑地化妝，愛唱的女孩去參加快樂女生，愛玩的男孩去玩魔獸網游，讓青春變得燦爛一些，讓做人變得純粹一些！先讓自己快樂起來，一個能讓自己快樂起來的人，才能讓社會快樂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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