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幾個小問題：
1、關于顏狀元所說的廟號“仁宗”。
對于皇帝的稱呼，一般有尊號、年號、廟號、謚號、陵號等幾種方式，其中尊號和年號可以用于皇帝在世時，而后面三種則用于皇帝死后。
宋仁宗趙禎在活著的時候，以宰相富弼為首的大臣們曾上書請求給他加尊號為“大仁至治”，但未得允許，直到死后才上廟號“仁宗”，謚號“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葬“永昭陵”，所以說，無論趙禎生前如何行仁政、任賢臣，無論在臣民心中他是怎樣寬仁的形象，作為其死后廟號的“仁宗”二字，還是不應該出現(xiàn)在顏狀元的話語中，貌似有該殺頭的嫌疑。而“仁宗盛治”也只是后來史學家對于這段歷史的一個稱謂，感覺從當朝為臣的顏狀元嘴里說出來有些奇怪。
2、關于“《傳》曰”的解釋
“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這句話出自《大學》“傳”第五章�！洞髮W》原本是小戴《禮記》中的第四十二篇，北宋天圣年間，仁宗曾賜進士王拱辰一軸《大學》篇，《大學》遂有單行本，而直到南宋時，著名理學家朱熹作《大學章句》，與《中庸》、《論語》、《孟子》并稱四書，《大學》的單行本才真正開始流傳，并在元代列入科舉考試。
朱熹所作《大學》與《禮記》原文內(nèi)容次序略有不同，是將整篇分為“經(jīng)”一章，“傳”十章，其中“經(jīng)”為主旨綱領，“傳”為其發(fā)揮申論。顏狀元話中的“《傳》曰：‘為人君，止于仁’”來自元朝末期編撰的《宋史》本紀第十二對仁宗的評價，這時朱熹所著《大學》已然被朝廷明定采用，成為顯學，個人以為這個《傳》是指《大學》中的“傳”。P.s.“注釋這六本《經(jīng)》的書就叫做《傳》”，不知安迪這個解釋可有出處？請教之~
3、關于范仲淹
這個純屬個人認識，聊作探討而已。
宋仁宗趙禎，一場慶歷新政，任宰輔若范仲淹，罷良臣如范仲淹。當顏狀元把范仲淹和包拯并列提出，作為對仁宗政績的稱頌時，不由得有點兒小小的感慨。慶歷三年，宋仁宗任命范仲淹為相，推動那一場除舊布新、去冗任賢的改革，一年零四個月戛然而止，范仲淹官貶陜西，后來病死在赴潁州的途中。
似乎歷史上的改革者，最后無不落得下場凄涼，商鞅之五牛分尸，張居正之挖墳掘墓，相較而言，范仲淹倒還算是幸運，或許這便是仁宗所謂的“仁”吧。當改革觸動了整個皇族的利益，當名臣功高蓋主威望過人時，帝王之心，心深似海，一個“仁”字聽起來著實有些可笑。史書三千卷，卷卷都是厚黑學，真正的心懷仁慈的人，是根本無法坐在那個位置上，用仁慈去面對那些權(quán)謀爭斗、爾虞我詐。仁宗趙禎，無論心術(shù)還是手段，從來就不是一個單純善良的人，“恭儉仁恕”，說到底也不過是臣子們在主子臉上貼的金，不過是朝廷史家們粉飾出的繁花似錦罷了。顏狀元啊……咳，是位年輕的忠臣吧……
其實在包拯由戶部副使擢升為諫官時，范仲淹早已被貶出京多年。而兩年之后，范仲淹病亡，也就是在那一年，包拯被授了個龍圖閣直學士的虛銜，離京任地方官，數(shù)年之后才回到京城，已近暮年的他也再沒有太大的作為。沒有考證過，不曉得顏狀元和展小貓的對話究竟是處于包拯為官的哪個時期，若是早期的話他還不是諫官，若是晚期的話范仲淹已經(jīng)遭貶，反正想來想去忍不住伸手給仁宗同志抹點兒黑，因為偶喜歡老范的文章，所以隨便嘮叨幾句，哈哈，安迪莫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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