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藥神》：藥品強制許可，最后救命繩？

　　作為中國近十年豆瓣評分唯一過十的電影，《我不是藥神》口碑票房雙爆棚，掀起一大波觀影熱潮。

　　電影改編自「中國抗癌藥代購第一人」陸勇的故事，因為自帶現(xiàn)實背景，又對準敏感藥價問題，話題討論量節(jié)節(jié)攀升，藥品價格、專利保護、患者生命又一次站在矛盾聚焦點處。

　　電影主人公程勇，通過從印度代溝治療慢粒白血病神藥格列衛(wèi)，拯救了成千的白血病人。

　　服藥成本從原研藥四萬人民幣/瓶降低到印度仿制藥的五百/瓶，近百倍差價，足以讓任何有求生欲望病人及其家屬鋌而走險。

　　電影中藥販子成了救世主，跨國制藥公司則是傲慢無禮、力挺高昂藥價的大反派。

　　制藥公司成為眾矢之的，大眾不會體諒其數(shù)以億計研發(fā)成本，只會譴責他們?yōu)檎ジ刹∪俗詈笠唤z生機的吸血蟲。

　　部分觀眾甚至會提出疑問，“同是發(fā)展中國家，同為WTO成員，為什么印度政府可以允許生產(chǎn)銷售專利保護期仿制藥，而我國不可以？”

　　[原研藥為什么貴]
　　從成千上萬化合物中篩選具有藥效的化合物，經(jīng)過一系列復雜研發(fā)過程，通過臨床實驗，最后上市，一個新藥誕生的成本往往數(shù)以幾十億計（單位美元）。

　　《我不是藥神》中原型藥物是格列衛(wèi)，一種諾華公司耗時幾十年耗費41億美元研發(fā)成本，制造出來治療慢粒白血病的神藥，在此之前該疾病無藥可用。

　　而新藥專利保護期只有二十年，保護期從拿到專利便開始計算，上市還需要一段時間延遲，也就是說制藥公司享受新藥專利權時間只有短短6-10年。

　　在此期間，他們不僅要將中彩票般成功概率的新藥研發(fā)成本收回，還需要cover掉其他失敗原研藥研發(fā)成本，最終作用于患者的藥價可想而知。

　　在全球藥學界，新藥誕生基本在各大跨國制藥公司，素有“藥界黃埔”之稱的中國藥科大學建校至今，拿到新藥本子屈指可數(shù)。

　　新藥研發(fā)是一場資本推動的盛宴，參與者要么功成名就，要么尸骨無存。

　　[印度為什么有便宜的仿制藥]

　　鑒于印度整體經(jīng)濟水平，印度政府專利制度比較特殊，尤其在藥物方面，專利法對藥物只承認其制作工藝，并不承認其化合物，也就是說只要保證制藥過程中工藝不同，最后拿到的API（活性物質(zhì)）類似物，即仿制藥，專利法承認并保護。

　　同時，在印度，無論原研藥專利是否處于保護期，都允許該藥品直接被仿制。

　　2005年，在強大國際壓力下，印度同意了世界通行的藥品專利規(guī)則，但它也巧妙利用了該專利法中的一條重要規(guī)則——強制專利許可。

　　強制許可是指在特定情況下，政府依照專利法規(guī)定，不經(jīng)專利權人同意，直接允許其他單位或個人實施專利的一種許可方式，又稱非自愿許可。

　　2012年，印度首次行使強制許可權利，仿制德國制藥公司拜耳公司用于治療腎癌和晚期肝癌的抗癌藥物“多吉美”。

　　這是印度首次針對抗癌藥物實施強制許可。

　　印度通過強制許可，繞開耗時耗費的藥物研發(fā)過程，省去藥物專利授權費，保證藥效同時大幅降低藥價，在保障生命健康符合人道主義方面，這種“拿來主義”無可厚非，但就知識產(chǎn)權而言并不光彩。
　　（就是作風比較隨意）

　　[藥品強制許可]

　　2001 年，《TRIPS與公共健康多哈宣言》允許WTO 的成員國在遭遇公共健康危機，實施對于藥品的強制許可，即可以仿制處于專利期的藥品。

　　基于此，2005年，中國國家知識產(chǎn)權局發(fā)布了《涉及公共健康問題的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辦法》，規(guī)定強制許可適用情形為導致公共健康問題的傳染病，包括艾滋病、肺結核、瘧疾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規(guī)定的其他傳染病“。

　　抗癌藥顯然不屬于這一類。

　　[救命繩？]

　　2014年2月，埃博拉疫情在非洲幾內(nèi)亞爆發(fā)，局面急速惡化，造成世界性恐慌。
　　至2014年底疫情宣告基本結束，據(jù)世衛(wèi)組織統(tǒng)計全球范圍內(nèi)有超過1.8萬例感染者，將近8000余人因為感染埃博拉病毒不治身亡。

　　埃博拉病毒并非極易變異病毒，按道理說疫苗和治療藥物在第一次爆發(fā)至今半個世紀中，應該早已出現(xiàn)，但現(xiàn)實并非如此。

　　2014年11月底，美國才宣布首個埃博拉疫苗成功通過臨床試驗，很難說這一切與制藥企業(yè)無利益驅(qū)使毫不相干。

　　市場雖大，但非洲國家經(jīng)濟基礎差，市場收益難以覆蓋疫苗、治療藥物的研發(fā)成本，制藥公司即便研發(fā)成功，在藥品售價上也會受到來自各個方面口誅筆伐，吃力不討好。

　　在專利強制許可下，制藥公司利益保障困難，數(shù)以億計研發(fā)成本為他人做嫁衣，資本逐利而行，沒那么無私偉大。

　　此情況下，我國將藥品強制許可權利限定為艾滋病、肺結核、瘧疾及其他傳染病也就不難理解了。

　　而且強制許可作為殺手锏，在與跨國藥企談判時，在藥品生產(chǎn)權和定價方面，我們可以獲得更多主動權，迫使其大幅度降低藥價，又不影響研發(fā)積極性。

　　不可否認，經(jīng)濟利益才是新藥研發(fā)最強大的驅(qū)動力，一旦藥品的專利強制許可被濫用，新藥研發(fā)將會陷于極其尷尬的地步，面對疾病我們將無藥可用，畢竟有原研才會有仿制。

　　《我不是藥神》這部電影由于某種不可名狀的原因，將高藥價的鍋簡單粗暴甩給原研藥企，著實是讓我們這些從事藥物研發(fā)工作的小磚頭們五味雜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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