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歲那年，我們一家三口“屈居”在還沒離休的外公家的后院。那也算個干部大院，和政府大樓隔街相望；大院門口有家保險公司，好像是“平安”。

　　疑似“平安”門口的石階就是我和蔣陽哥每天“幽會”的場所。

　　蔣陽哥是我青梅竹馬的那位，長著一對極其醒目的招風耳。看他早我出娘胎幾個月的份上，我姑且喊他一聲“哥”，雖然我揍他的時候居多。

　　一天下午，從幼兒園回來的俺倆又在大理石階上耍，迎面走來一個挑著扁擔的鄉(xiāng)下大叔，大叔戴著一頂臟兮兮的草帽，造型像極了我當時看過的一部“洗腦片”里喬裝成農民的國軍特務，這提高了俺倆的“革命警惕性”，不約而同地尾隨著草帽叔往馬路東面小巷子里的農貿市場走去。

　　草帽叔走走停停，不時停下來左右看看農貿市場里的小販筐子里的時新菜蔬。他這左右看看，在俺倆當時的理解里，這是“狡猾”的敵特在借機勘探敵情。俺們不愧是黨教育出來的好孩子，把電影里的那一套都用上了，用路邊能找到的一切東西作掩護：熄火收攤的烤紅薯的大鐵桶，來來往往跨籃買菜的人群……

　　然而，由于缺乏長期斗爭的經驗外加草帽叔腿長步快，俺倆小屁孩在不知不覺間把“敵特”跟丟了。把他跟丟了不要 緊，俺倆也不知道回家的路在何方了。那是郊區(qū)的一個地界兒，周圍除了工廠，還有一條河堤。幾個推著大單杠自行車，穿著白襯衫的叔叔們正站在河堤邊抽煙聊天。

　　其中的一位像極了馮鞏，長著一張名人臉就是好。

　　我毫不猶豫地朝“馮鞏”走去：“叔叔，我找不著回家的路了。我家住在X區(qū)X街道。”

　　“馮鞏”叔叔和另外一個長著大眾臉的叔叔（姑且叫他“牛群”）扔了煙，一人后座上載一個，把我們這倆小屁孩送回了幾個小時前俺倆耍得開心的“平安”門口的石階上。

　　老遠我就看到正向路人打聽著俺倆下落的我爸和蔣陽的叔叔。

　　向“馮鞏”和“牛群”們千恩萬謝后，俺們就讓各自的家長領回了家。

　　蔣陽是讓他叔拎著一只招風耳拖回家的，估計沒少挨一頓臭揍。

　　相比之下，我爸較文明，把內心七上八下的我領回了俺們的小家，也就是外公家當時的后院。

　　當時已是傍晚——我每天在后院“沐浴”的時光。

　　我媽連洗澡水都放好了，雖然板著臉，但還算風平浪靜地說：“脫衣服吧�！�

　　我心里長出一口氣，三下五除二把衣服抹了個精光，坐進了澡盆，等著母親大人拿肥皂伺候我沐浴。

　　沒想到，肥皂沒等來，等來的是她抄起的一根叉衣棍。我見狀“嘩啦”一下從澡盆里站了起來，想裸奔卻為時已晚。

　　老媽拿叉衣棍指著我，厲聲喝道：“站那兒別動！”

　　我乖乖照辦。

　　我媽的叉衣棍在空中“呼呼”吹了兩聲哨：“說，以后還亂跑不亂跑了？”

　　我死命搖頭。

　　我爸在一旁作“和事佬”說：“回來就好，回來就好�！�

　　我媽立刻回頭瞪他一眼，呵斥：“你別說話！我要聽她自己保證！小小年紀就敢跟男孩子亂跑，還得了？”

　　她這一下把我這份跟蹤敵特的光榮換了一個性質，就沖她這點覺悟性，也怪不得這么多年都沒入黨。

　　當然，在武力威逼下的我也不敢分辯，因為那極有可能被定性為狡辯。我只是小聲說了句：“不敢了！”

　　“說大點聲！”

　　“我以后不敢亂跑了！”

　　……

　　多年后的一天，我對“六零后”的老媽重提舊事，她居然一臉茫然：“有這回事？哦，我還對你那么兇過？我怎么不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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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歲那年，大院拆遷之后，我再沒見過蔣陽哥，也不知他近況如何。

　　然而，我對長得相當著急的馮鞏叔叔一直懷有一種“驚世駭俗”的忘年好感……

　　噓！你可別告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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