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皇位繼承制度》節(jié)選（原文為demian錄入）（三）

滿漢傳統(tǒng)觀念的沖突與復立太子

此次反太子派與太子的較量中，決定雙方勝負的關鍵，在于是否能夠爭取到皇權的支持，即康熙帝的首肯。因反太子派首先發(fā)難，揭發(fā)太子，一度獲得康熙帝的認同，并促使他做出廢黜皇太子的決定，皇太子一方被置于十分被動的境地，一時間雙方勝負似乎已成定局。但事態(tài)發(fā)展軌跡，卻比反太子派所期望的，要曲折得多。

康熙帝宣布廢黜皇太子的決定不久，相繼發(fā)生的三件大事，促使康熙帝在廢黜太子問題上的看法，產(chǎn)生了很大變化。
其一，允礽被拘禁后，“允禔曾奏言，請立允禩為皇太子，伊當輔之�！痹识A還奏稱：“允礽所行卑污，大失人心，相面人張明德曾相允禩后必大貴。今欲誅允礽，不必出自皇父之手。”這一情況引起康熙帝的高度警覺，使他認識到儲位之爭的極端復雜性與殘酷性，以及允禔、允禩等人對儲位懷有強烈的覬覦之心。

其二，相面人張明德“于皇太子未廢之前，謀欲行刺”事件被揭露。因“貝勒允禩聞張明德如許妄言，竟不奏聞”，康熙帝將“允禩革去貝勒，為閑散宗室”。此事也使康熙帝產(chǎn)生很大震動，認為允禩為謀取儲位，已達到不擇手段的地步。

第三，由于眾皇子反對太子允礽、拉黨結(jié)派、爭奪儲位的嚴重程度，無不大大超出康熙帝的意料，有的重要情況為其聞所未聞，加以太子被廢黜，朝中人心惶惶，如不及時采取措施，勢將危及王朝統(tǒng)治。正在這一關鍵時刻，皇三子允祉于十月十五日揭發(fā)皇長子允禔曾暗中指使蒙古喇嘛巴漢格隆以巫術鎮(zhèn)厭皇太子，康熙帝派人“掘出鎮(zhèn)厭物件十余處”，這為康熙帝認為允礽因鬼物附身而言行反常，提供了有力根據(jù)。他立即“派人將允禔嚴加看守”，隨后又下令：“允禔著革去王爵，即幽禁于其府內(nèi)�！痹识A的政治生涯從此結(jié)束。反太子派失去一位頗有能量的干將，形勢開始向有利于廢太子的方向發(fā)展。

與此同時，允礽本人及其下屬人員，也立即采取行動，對康熙帝的有關舉措予以密切配合�！笆率呷眨槌鰠捁韽U皇太子之物，服侍廢皇太子之人奏稱：‘是日廢皇太子忽似瘋顛，備作異狀，幾至自盡。諸宦侍抱持環(huán)守，過此片刻，遂復明白。廢皇太子亦自驚異，問諸宦侍，我頃者作何舉動？’”由于查出鎮(zhèn)物，病根已除草劑，允礽“漸已清爽，亦自知其罪，謂理當拘縶 ，其隨從之人，亦以為允當�！碑斂滴醯蹆纱握僖姀U太子，“詢問前事，允礽竟有全然不知者�！笨滴醯塾谑堑贸鼋Y(jié)論：“朕從前將其諸惡，皆信為實，以今觀之，實為厭鬼而然，無疑也�！�

隨后，康熙帝認為“一切暗中煽，悖亂行事，俱系索額圖父子”，允礽亦步亦趨，將責任全部推到索額圖身上，“奏言其向時悖知己，皆由伊等為之”。當康熙帝復立之意甚明，于諸大臣前釋放允礽，并讓他公開表態(tài)時，允礽則稟照康熙帝的意圖，稱“皇父諭旨，至圣至明，凡事俱我不善，人始從而陷之、殺之。若念人之仇，不改諸惡，天亦不容。今予亦不復有希冀，爾等眾人，若仍望予為皇太子，斷斷不可。”父子二人配合得十分默契。

康熙帝在決意廢黜太子后不久即已顯現(xiàn)的悔意萌芽，經(jīng)過一個月的發(fā)展過程，至此終于成熟并逐步明朗化。他轉(zhuǎn)而認為允礽是無辜的，其狂易之疾乃允禔 詛所致。這為他本人的廢黜之舉，打了圓場，也不允礽的種種劣跡找到開脫。同時，諸皇子內(nèi)部的復雜矛盾與儲位之爭，令他感到儲位不可無人，否則將進一步促使諸子對儲位暗懷希冀。

由于上述幾方面的原因，康熙帝產(chǎn)生復立允礽之念，并對眾臣做出一系列暗示。如十月二十三日自南苑返宮當天，先后召見皇八子允禩及廢太子，并將此告知眾臣，又傳諭說：“自此以后，不復再提往事”，廢太子安養(yǎng)于感安宮中，“朕念之，復可召見，胸中亦不更有郁結(jié)矣”�？滴醯劢璐讼虼蟪紓儌鬟f的重要信息是，廢太子事已完結(jié)，所有事端皆皇長子允禔之赤。于是，立即有大臣聞風而動，順承其意，“為廢皇太子條陳保奏”。十一月八日，康熙帝明確告知眾臣，“今允礽之疾，漸已清爽”，將允礽本人及屬下所言鎮(zhèn)物掘出前后，允礽的相應癥狀與表現(xiàn)，一一明示眾臣，并稱“凡事皆在朕裁奪”；關于允礽廢立之事，“朕自有定見”。

十一月初九日，剛剛升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的漢族大臣勞之辨求功心切，上書保奏廢太子允礽�？滴醯壅J為這是“將朕下旨已行之事作為己功”，令將勞之辨革職杖笞，逐回原籍。

至此，康熙帝欲復立允礽之意，了然于目，眾皇子及朝臣無不明曉。

應當說，在復立允礽問題上，從康熙帝有關言行中反映出的下述思想，與漢族傳統(tǒng)文化所代表的思維方式與價值取向，是相符合的：
第一，繼續(xù)實施嫡長子皇位繼承制，仍然堅持以嫡長身份作為擇選皇儲的首要標準。翌年三月康熙帝在復立允礽為皇太子的告天祭文中說：“深維國本，統(tǒng)緒攸關，建立嫡子允礽為皇太子，歷有三十余載�！贾T子中，駁船礽居貴。雖被鎮(zhèn)厭，已漸痊可。……謹于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初九日用申虔告之儀，復正儲君之位�！�
第二，排隊一切干擾，極力維護皇權的高度集中。一廢太子期間，康熙帝反復明令諸皇子與眾臣“只遵朕旨而行”，“朕如何隆旨，爾等如何遵行”。他認為自己已做到“親握乾綱，一切政務，不徇偏么，不謀群小，事無久稽，悉由獨斷�！�

但另一方面，康熙帝的頭腦中，還有較深的滿族“淳樸舊制”的烙印，這突出地表現(xiàn)在他竟采用滿族入關前推舉新汗的傳統(tǒng)方式，作為復立允礽為皇太子的首要步驟。
十一月十四日，康熙帝在暢春園臺集滿漢文武眾臣，明令除大阿哥允禔以外，“于諸阿哥中舉奏一人（為皇太子）”，“眾議誰屬，朕即從之�！边@種做法顯然是受到后金暑期八王（八和碩貝勒）共同推舉新汗的權力交接模式影響，二者之間具有一定承襲關系。其實質(zhì)，是以滿族傳統(tǒng)政治中的推選嗣汗模式為表，行代表漢族宗法觀念的嫡長子皇位繼承制之實。因為在康熙看來，他既然已多次暗示，眾臣當心領神會，所推選者必為允礽無疑。通過眾臣公舉，由他批允的程序復立允礽，可免除其本人落下在國本問題上出爾反爾，反復多變之咎，從而得以保持令名。

完全出乎康熙意料之外，參加暢春園之議的全體大臣，竟一致保舉皇八子允禩為皇太子。當場首倡者，是4位反太子派骨干人物，他們是領侍衛(wèi)內(nèi)大臣阿靈阿、內(nèi)大臣鄂倫岱（翌年九月始任領侍衛(wèi)內(nèi)大臣）、翰林院掌院學士揆敘、戶部尚書王鴻緒。這是一次不同尋常之舉，反映出一系列重要問題。
阿靈阿等人的倡議，得到在場滿漢大臣的一致?lián)碜o，說明皇八子允禩在大臣中有很高的威信，乃眾望所歸。

從某些人的一貫言行看，很難說他們是反太子派成員，至多只是處于反太子派的國家級位置，然而卻是允禩的堅定擁護者。例如致仕大臣國舅佟國維與首席滿洲大學士馬齊，當眾臣會議之際，他倆并未在場，但“暗中喻眾”，“倡言欲立允禩為皇太子”，對滿漢眾臣具有很大影響力，在公舉過程中扮演了并未出場的重要角色。尤應一書的是，早在康熙帝暗示眾臣將復立允礽，并隨即有人緊隨其意，保舉允礽時，佟國維竟不顧可能招致殺身之禍的嚴重后果，“舍命陳奏”，請求康熙帝不要復立允礽，“將原定主意熟慮施行為善”。這一冒死直陳，在朝內(nèi)外贏得“盛贊”，人們稱頌他不愧是“國舅大臣，不懼死亡，敢行陳奏”。然而四十八年（1709年）初，佟國維卻因此受到康熙帝的痛斥。
當時，康熙帝之兄裕親王福全已去世。福全去世周年（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忌日，皇子們向康熙帝請示，他們中間誰去伯父家中祭奠，康熙帝回答，除住在皇宮內(nèi)的阿哥福晉外，所有皇子及其福晉，都應參加祭奠。足見，康熙帝十分重視諸皇子與伯父之間的伯侄情義，盡管后者已經(jīng)故去。如果福全還分健在，并態(tài)度鮮明地保舉允禩，康熙帝也會像對他的二舅佟國維那樣，對福全大張撻伐，致使彼此間原有的篤厚親情降至零點嗎？無論怎樣，福全的過早去世，對于允禩及其支持者來說是一重大損失，否則，眾臣保舉皇八子過程中，有康熙帝僅存的兩位至親長輩福全與佟國維相互配合，共同直陳力勸，即使難以如愿以償，但康熙帝的反應以及最終結(jié)果，或許都會有所不同。

皇八子允禩在朝中的支持者人數(shù)甚多，基礎雄厚，以滿族重臣為主體（首倡的4人內(nèi)除王鴻緒外都是滿族大臣），其中不乏皇親國戚。除去福全外，如佟國維既是康熙帝的二舅，同時也是康熙帝第三位皇后佟佳氏之低，他的另一女兒則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封為貴妃；鄂倫岱是康熙帝大舅佟國綱（康熙二十九年烏蘭布通戰(zhàn)役中陣亡）之子；阿靈阿是清朝開國名臣額亦都之孫，康熙初年四輔臣之一遏必隆之子，他的第一位姐姐做了康熙帝的皇后（孝昭皇后），第二位姐姐做了貴妃（溫僖貴妃）。此外，揆敘是直至去世前仍深受康熙帝倚信的老臣明珠之子。明珠雖于四十七年（1708年）一廢太子前夕去世，但從其子的鮮明立場以及他本人曾是太子黨首要人物索額圖的堅決反對者等情況看，他很可能也對允禩持同情、支持態(tài)度。王鴻緒是保舉皇八子的首倡者中唯一位漢族大臣，他作為江南地主士大夫階層的代表，特別是江南文臣在擇選儲嗣問題上的人心向背。
可以說，四十七年（1708年）十一月眾臣奉命推舉皇太子人選之際，康熙帝母家、其他外戚家、當朝重臣、功臣（權臣）后代以及漢族文人士大夫等各個利益集團的代表人物，一致保舉允禩，與康熙帝的意志相忤。

這一強大陣容的人員構(gòu)成，還有一個特點，既不僅不乏皇親勛貴，而且其中不少人是朝中比較正派的大臣，口碑較好，頗有人望，將之喻為朝臣內(nèi)的精英群體，當不為過。如福全與佟國維，都是身居高位卻敏而好學，作風謙遜平易。[注：參見《圣祖御制文三集》卷25，《和碩裕親王碑文》；卷45，《國舅佟國維六十壽詩以賜之》]康熙帝曾高度稱贊揆敘，說他“學問甚好，為人甚是謹慎敦厚”；稱王鴻緒“人品學問俱優(yōu)”。[注：《康熙起居住》第3冊，第2531頁；第2冊；第1118、1231頁]馬齊是滿洲厭世內(nèi)“能令漢大臣心服者”。[注：《清圣祖實錄》卷268，康熙五十五年五月辛酉]被人稱之為“人杰”[注：《清世宗實錄卷64，雍正五年十二月丁亥]的阿靈阿，自康熙四十年（1701年）始任領侍衛(wèi)內(nèi)大臣，四十四年（1705年）兼任理藩院尚書，直至五十五年（1716年）十一月病逝前，一直擔任這兩項重要職務。在眾臣保舉儲君問題上，這些人能夠一呼百應，絕不是偶然的。

另一值得重視的的情況是，堅決主張立允禩為皇太子之人，如阿靈可（滿洲鑲黃旗）、鄂倫岱（滿洲鑲黃旗）、揆敘（滿洲正黃旗）、佟國維（滿洲鑲黃旗）、馬齊（滿洲鑲黃旗）等，全部是兩黃旗大臣。他們不僅一致堅決反對復立允礽，主張立皇八子允礻禩，而且還與包括下五旗王公在內(nèi)的滿族大臣形成聯(lián)合陣線，共同抵制康熙帝旨意。

康熙帝對皇八子允禩的印象原本很好，直至四十七年（1708年）九月初做出廢黜皇太子的決定后，仍很信任允禩，命其轟動一時內(nèi)務府總管事，以替換原內(nèi)務府總管，允礽的乳公凌普，并讓允禩同皇四子胤禛一起負責值守京城。由于允禔薦舉允禩為皇太子，引起康熙帝的極大反感。是年九月底，康熙帝就允禩查辦凌普家產(chǎn)時予以包庇事，斥責允禩“到處妄博虛名”，“是又一出皇太子矣，如有一人稱道汝好，朕即斬之，此權豈肯假諸人乎！”十月初處理張明德案時，將允禩革去貝勒，降來閑散宗室。十一月中旬，康熙帝于群臣面前釋放廢太子允礽，明示將復立允礽為太子的意向。同月末，允禩被恢復貝勒爵位。

盡管如此，當康熙帝屢屢暗示眾臣擬復立允礽后，眾臣卻明知其意而違之，一致保舉不久前還遭到其痛斥與懲處的皇八子允禩。在皇權高度集中與強化的總體背景下出現(xiàn)這種反常現(xiàn)象，其實有一定程度的必然性。

保舉儲嗣時，諸皇子不得參加，滿族大臣則是主角，而其中佟國維、阿靈阿等人，又起著核心作用�？陀^而論，雖然儲君人選與這些大臣的切身利益確有一定聯(lián)系，但相對諸皇子而言，這種利益關系畢竟是間接的，所以并不是決定其保舉人選的首要因素。
佟國維、馬齊、阿靈阿、鄂倫岱、揆敘等滿族重臣，明知康熙帝之意而相違背，慨然以身家性命與皇權相抗衡，是由以下幾方面原因使然。

首先，他們摒棄暴戾恣睢，在儲權的腐蝕下已徹底墮落，無可救藥的允礽，推舉為眾臣公認的皇子中最賢者允禩，主要是從清朝全局利益出發(fā)，從鞏固清朝統(tǒng)治的目的出發(fā)，體現(xiàn)出對皇權的忠誠。在此事關王朝命運的關鍵問題上，他們采取為高度集中的皇權所不容的方式，舍身為康熙帝“效命”，這實在是一個歷史性的悲劇。

次之，他們?nèi)允艿綕M族傳統(tǒng)政治制度的很大影響，認為康熙帝令大臣共同推舉儲君，理所應當，自己身為大臣秉公推舉乃義不容辭。因此，康熙帝之旨甫下，“文武大臣分班列坐”，當有人提出：“此事關系甚大，非人臣所當言，我等如何可以推舉”時，阿靈阿等則曰：“頃者面奉諭旨，務令舉出，毋得瀆奏�！辈⒊酝婆e皇八子允禩。兩種截然不同的態(tài)度，代表了漢滿傳統(tǒng)政治理念的分野，前者嚴格遵循君為臣綱的準則，唯君言是聽，唯君意是行，將所謂推舉只是視為走一過場，即使舉薦，所推之人亦是皇帝所暗示者。而按照后者的價值判斷與行為準則，大臣當認真推舉自己認為適宜的儲君，皇帝應欣然接受推舉結(jié)果，正如康熙帝事前所言。

復次，這些滿族重臣的思想，尚未受到嫡長子皇位繼承制的嚴格束縛，漢族傳統(tǒng)倫理準則在皇位繼承問題上的核心體現(xiàn)，即宗法嫡長觀念，在他們的頭腦中尚未確立。

顯然，眾臣推舉允禩，乃是遵循擇選儲嗣應以德才作為首要標準的滿族傳統(tǒng)理念，并未考慮被推選者是否具有嫡長身份。這種棄嫡選賢的主張，同天命七年（1622年）努爾哈赤制定八王共治制時向八王提出的擇儲原則，即“擇其能受諫而好善者立之”，在本質(zhì)上并無區(qū)別。

康熙帝得知保舉結(jié)果后，震驚之下，極為惱火，立即自食其言，以“八阿哥未嘗更事，近又罹罪，且其母家亦甚微賤”為由，斷然予以否定。他之所以厭惡允禩，最主要原因，還是由于允禩在眾臣中威信過高。對于這一點，康熙帝也并不避諱，曾坦言道：“凡朕所寬宥者及所施恩澤處，（允禩）俱歸于己，人皆稱之，朕何為之，是又出一皇太子矣�！彼氖四辏�1709年）初，康熙帝說自己“聽政四十九年，包容之處甚多，惟于茲事（指眾臣保舉允禩事）忿恚殊甚……氣忿成疾”。誠如斯言，若允眾臣所舉，“則立皇太子之事，皆在爾諸臣，不由朕也”。更重要的是，康熙帝不能容忍一個威信甚高，幾可與之相埒的皇位繼承人存在。兩相比較，他寧肯讓人心盡失的允礽重獲儲位。所以，當眾臣保舉允禩的第三天（四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康熙帝便當著眾人之面，釋放廢太子，以明示復立之意。

康熙帝在實施嫡長子皇位繼承制過程中遭到重大挫敗后，其繼承實施這一制度的信念并未動搖。他牢牢掌握立儲大權，在儲嗣人選問題上獨斷專行，強迫眾臣絕對服從他的意志�？墒�，康熙帝又令眾臣推舉皇位繼承人，希望通過這種符合滿族傳統(tǒng)制度與習俗的做法，掩飾自己在太子問題上的種種失誤。這些思想與行為的自想矛盾處，恰恰反映了滿漢傳統(tǒng)思想觀念在康熙帝身上交互影響和作用，以及兩種價值取向、思維方式之間的沖突和斗爭。

從各個角度衡量，深孚眾望的皇八子允禩，是相對理想的皇位繼承人選。在皇權高度集中與強化的客觀形勢下，如果允禩被立為皇儲，他本人及其舉朝擁護者，并非必定會對康熙帝構(gòu)成更為嚴重的威脅。然而，康熙帝首先是從如何有利于維護其個人絕對權威這一目的出發(fā)，其復立允礽為皇太子，無疑是將清朝的未來，手藝付給一位喪盡人心之人。這才真正是置國家的前途、命運于不顧，暴露出作為歷史名君的康熙帝，十分自私與虛偽的一面。

一廢太子的整個過程中，盡管出現(xiàn)滿漢兩種思想觀念的沖突與較量，但康熙帝始終總攝全局，牢控眾臣，即使是令眾臣保舉，也必須完全順從其意，否則便出爾反爾，任意食言，強制眾人服從。這種情況，反映了皇權的高度集中與強化。

以佟國維等人為代表的滿族大臣違背康熙帝意愿，反對復立允礽而力舉允禩，雖然這一行為與皇權集中與強化的發(fā)展態(tài)勢相違背而必敗無疑，但表現(xiàn)出敢于與皇帝的錯誤決策相抗爭的氣概，委實難能可貴。也可以說，這是清朝入關后，滿洲貴族最后一次依據(jù)滿族傳統(tǒng)的價值標準，闡明自己的政治觀點與立場，與高度集中的皇權進行抗爭，雖然失敗，卻帶有些許悲壯色彩。

康熙帝廢黜太子及諸皇子的儲位之爭，本已引起朝中很大震動。此時，在是否復立允礽問題上，康熙帝與大多數(shù)朝臣之間出現(xiàn)分歧，于是群情嘩然，議論紛紛，“大臣、侍衛(wèi)、官員等，俱終日憂慮，若無生睡者�！边@一狀況使康熙帝深感不安，他銀屏于復立允礽為太子，也是為了穩(wěn)定眾臣之心。否則，朝臣的波動情緒及朝中紊亂勢態(tài)，將會迅速蔓延到地方，出現(xiàn)嚴重后果。

至于一廢太子期間漢族朝臣的表現(xiàn)與思想動向，如同王鴻緒那樣積極參與者，畢竟極少數(shù)。四十八年（1709年）正月康熙帝說：“九卿會議時，但一二人發(fā)言，眾俱唯唯，其漢大臣則必有涉及彼之事，方有所言，若不涉及彼之事，即默無一語。……漢官議事，前人畫題，后人亦依樣畫題，不計事之是非，但云自有公論。又有至畫題已畢，始問為何事者�！睉斦f這也是大多數(shù)漢臣在廢立太子問題上所采取的基本立場。此次推舉皇太子時，他們?nèi)匀皇前凑諠M臣的意見行事，保舉允禩。不過，其中仍曲折地反映出漢官對允礽的厭惡。大學士李光地的有關言行，在漢臣中具有一定代表性。

李光地以為，“天下大事，果然太子狠（很）不好，卻說萬萬動不得，難道舉祖宗之天下而喪之，其可乎？”可是，他又認為“建儲大事，義當決自圣躬，……唯宜天心獨斷�！边@種在決定皇儲人選問題上堅持應由皇帝獨斷，以維護皇權集中的觀念，顯示出將禮法綱常奉為圭臬的漢族大臣，與深受滿族傳統(tǒng)觀念影響的滿族大臣之間很不相同處。
康熙帝令眾臣保舉太子人選之前，曾召見李光地，問詢?nèi)绾吾t(yī)治廢太子之病，以作為即將復立允礽的一種暗示。但李光地卻并未像康熙帝所期望的那樣，在推舉時將康熙帝此意透露給眾臣。這種謹慎從事，善于自保的態(tài)度，同眾多漢族大臣在一廢太子中慎于表態(tài)，自甘充任配角的作風，是一致的。

作為一廢太子事件結(jié)束的標志，康熙帝于四十八年三月復立允礽為皇太子，同時又晉封三、四、五子為親王，七、十子為郡王，九、十二、十四子為貝勒�；拾俗釉识T仍被保留貝勒爵位。儲權重新確立的同時，皇子的總體權勢，進一步被提高，其政治地位更為鞏固�？滴醯弁ㄟ^進一步重用諸皇子，以牽制皇太子的意圖，十分明顯。

經(jīng)過一廢太子事件，皇太子允礽勢力猶在，但已大作元氣。四十八年初，康熙帝嚴厲追求保舉皇八子允禩一事，并對佟國維、馬齊等人多次加以痛責，不過從整體看，朝臣中反太子派及其允禩的支持者的力量，并未受到實質(zhì)性的削弱。康熙帝只是對其中個別者（如馬齊、王鴻緒等人）予以一定處罰，其他人概未受到懲處。

還應看到康熙帝對于“最反對恢復皇太子（允礽）繼承權的幾位寵臣”盡管“很惱火”，但這些人畢竟是他一向倚信的股肱之臣，又多為皇親國戚�？滴醯蹖ζ淞私馍跎�。他雖然厲言斥責他們保舉皇八子的動機乃“圖謀專擅”，但其內(nèi)心也很清楚，這些大臣都是對他忠心耿耿之人，主觀上并不想與皇權相對立。因此，康熙帝在嚴責之下，又不忍重罰，對這些重臣仍然予以包容。

　　除去漢族大臣王鴻緒外，力保允禩的大臣都是兩黃旗滿臣，而兩黃旗依然是八旗的重中之重。因此，康熙帝對他們手下留情，也是從避免兩黃旗人心浮動，以維持統(tǒng)治集團身段部的穩(wěn)定、團結(jié)這一全局考慮。

上述做法還同康熙帝本人較為寬和、仁厚的稟性與為政風格，很有關系，大臣們也深知這一點。所以，康熙帝為追查眾臣保舉允禩一事，于眾臣前怒責馬齊后，馬齊并無畏懼之色，當著康熙帝及全體朝臣之面，“身作威勢，拂袖而出”。翌日康熙帝指出此事，馬齊還為自己進行了辯解。這說明他很了解康熙帝，后者盡管口稱當誅，但并不忍心真的對他予以重懲。事實也是如此。事過境遷后，馬齊逐步重受倚信，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復授武英殿大學士。馬齊與康熙帝并無戚屬關系，康熙帝對他尚且如此，宗室成員及外戚等人，更無庸論。所以，康熙極重親情的稟性特點，成為一些人手中一件百試不爽的護身符。如康熙帝表弟鄂倫岱，倚恃表兄的寵護，在康熙帝面前一向十分隨意，“敢于觸犯”，“每事干犯圣怒”�？滴醯鄱啻闻煻鮽愥放c允禩結(jié)黨，甚至當面指斥他“實為可殺之人”，但“伊承旨之下，毫無畏懼，倨傲如故�！边@些事例表明，皇權集中與強化的程度，與皇帝本人的氣質(zhì)、個性與作風，有一定關聯(lián)。換言之，如果一廢太子之際，皇權的獨掌者是像雍正帝那樣心胸褊狹，刻薄寡恩，不能容人之輩，那么，大臣們在此問題上的表現(xiàn)及其后果，都會有很大不同。

總之，眾臣違背康熙帝的意愿，保舉為康熙帝所不喜的允禩為皇太子，這一與當時皇權高度集中與強化的決體背景格格不入的現(xiàn)象，是在滿族原有政治理念與傳統(tǒng)習俗尚頗有影響，并與漢族立嫡立長觀念發(fā)生沖突，以及康熙帝的稟性較為寬仁等多種因素相互作用下而出現(xiàn)�？滴醯圯p而易舉地否定眾臣對皇八子的舉薦，顯示出皇權的絕對權威。

隨著太子的廢而復立，皇子中的反太子派陣營出現(xiàn)分化。允禔被革爵圈禁，允祥為康熙帝所厭惡，未得封爵，這兩位對于一廢太子事件的發(fā)生起有重要作用之人，皆為此而付出慘重代價，前者永遠退出政治舞臺，后者自此受到皇父的冷落。反太子派領袖人物允禩，雖然受到康熙帝的嚴厲打擊，但威望猶高，勢力仍存。

皇四子胤禛在一廢太子中的表現(xiàn)，耐人尋味。他根據(jù)康熙帝的好惡變化，用計時轉(zhuǎn)變立場，盡量與允禩等人保持距離，并在察覺康熙帝欲行復立允礽的意圖后，多次在皇父前為廢太子保奏。當康熙帝將胤禛屢次保奏廢太子的情況明告眾皇子與大臣，并對胤禛此舉予以嘉贊時，胤禛卻又矢口否認，從而透露出他怕因此而被反太子派指為兩面作風，受到孤立的心態(tài)。至于他于皇父面前為諸皇子講好話，旨在借此緩和與后者的關系，亦不失為一種高明手腕。

從更有利于謀取私利的角度看，胤禛在一廢太子中的表現(xiàn)，較之其他皇子略勝一籌。所以，此后10余年內(nèi)，他得到康熙帝的較大信任�？墒牵范G也因此而與反太子派及允禩的支持者結(jié)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廣大朝臣對他的看法。他繼位后，眾臣以各種方式采取了不合作的態(tài)度，不能不說這是一個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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